关于在部分职业学校设立“华夏学子助/奖学金”有关事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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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部分职业学校设立“华夏学子助/奖学金”有关事宜的通知
关于在部分职业学校设立“华夏学子助/奖学金”有关事宜的通知
教港澳台办［2005］70号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为响应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号召，加快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帮助中等职业学校家庭困难的优秀学生完成学业，使其成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华夏基金会决定，在华夏基金会职业教育项目学校中设立“华夏学子助/奖学金”（以下简称奖学金）, 以资助、奖励中等职业学校中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学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一、奖学金由华夏学子助/奖学金管理委员会管理，国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具体负责评审及日常管理工作。本年度奖学金将在全国三十六所职业学校二年级学生中实施，具体学校名单和奖励名额见附件一。
二、学校要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学生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家庭经济状况及平时消费情况等进行调查考核，推荐家境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接受奖学金候选人并在校内公示二周之后，将公示结果连同候选人填写的“华夏基金会华夏学子助/奖学金申请表”以及汇总表一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审核，审核合格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报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三、华夏基金会为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一次性提供2000元人民币的资助。请学校及相关主管部门为获奖学生减免相应数额的学费。
四、华夏基金会将通过教育部把奖学金发放到受资助学生所在学校，由学校将奖学金直接发放到获奖学生本人，获奖学生须填写“华夏基金会华夏学子助/奖学金收据”，见附件三。该收据由学校保存备查。如发现弄虚作假等舞弊行为，将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五、请各地教育厅（教委）于2005年11月15日之前将申报材料及各校汇入款的银行名称、地址、账号等报至我办。
联 系 人：李斌 余彬
联系电话：010－66097845 010－66096281
传 真：010－66014621
地 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100816）
附件：1.2005年度华夏学子奖学金职教项目分配方案
2.华夏基金会华夏学子助/奖学金申领表
3.华夏基金会华夏学子助/奖学金收据
4.华夏基金会华夏学子助/奖学金实施办法
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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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规制与公司自治——政府规制的必要性与适度性
朱晓东
【摘要】在市场经济中，应以保障私主体的权利为基础，保障私主体的权利首先要保障公司自治。但是，政府规制也有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政府的经济或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同时，政府规制应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本文通过对政府规制的必要性和适度性的分析，试图找出政府规制的原因和界限。
【关键词】政府规制 公司自治 必要性 适度性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是权利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应以保障私主体的权利为基础。在当代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所有私主体中最重要的是公司。保障私主体的权利首先要保障公司自治。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政府的经济或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1]因此，在保障公司自治的同时，政府对公司自治的适当规制也是必要的 。本文通过对政府规制的必要性和必要性的分析，试图找出政府规制的原因和界限。
一、政府规制与公司自治的涵义
政府规制和公司自治都不是确定的法律概念。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加以分析界定。
（一）政府规制的涵义
规制本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是日本经济学家从英文regu1ation翻译而来，意为政府运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加以控制和限制。在我国，规制最早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被引进，更多地在经济学领域使用，通常被理解为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将规制限定在政府的“限制行为”上。
在法学领域，“规制”一词最早在日本经济法中被使用，是指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与市场及企业的互动关系。在我国法学界，“规制”不是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即使在法学文献中加以使用，也大多强调的是“规范与制约”之意。与此比较接近的概念还有政府管制、政府干预、政府调控、政府调节等。本文中，借鉴经济学中的含义，政府规制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限制的行为。
（二）公司自治的涵义
在我国公司法颁布实施以后，公司自治以成为高频使用的词汇，但对于何谓公司自治，并无严谨、明确的法律界定。在西方，公司自治主要是相对于股东和公司的关系而言的，是指公司和股东各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对内由自己的管理机关以自身名义独立从事法律行为，对外独立承担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是公司争取从股东中独立的斗争过程和结果。
我国大陆学者有不同的提法。有学者认为，公司自治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它必须是独立的法人，能够做到真正的经营自主，盈亏自负;二是公司靠章程来维系;三是要独立于政府，没有上级领导机构 。[2]还有学者认为，企业自治有五个要求:一是企业必须具备真正的独立法人资格;二是企业地位必须是平等的;三是企业应该是资本企业，建立在股东、股本和股权的基础上，形成法人治理结构;四是企业的行为约束，一靠法律，二靠其章程，而不是靠指令性计划和上级主管部门;五是企业就是无上级主管部门的，而不是某个主管部门的附属物。[3]这些.观点基本上主要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政企不分和公司不独立的问题，对公司自治的界定侧重于公司要脱离政府。
笔者认为，公司自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私主体依法有的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管理、自但风险，并有根据市场规律享有自我经营、自我决策的权利。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司是独立于股东之外的私主体；二是公司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私主体。
二、政府规制的必要性
我国公司法作为公司与政府之间关系规范化的产物，一直存在政府规制过多问题，所以现在学者们一直强调公司自治。但是，正如经济学家米德指出的那样，“当人们虔诚的笃信自由放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又必须强调社会控制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须的”。[4]
（一）、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在当前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传统自由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个体的发展，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完全可以达到最佳经济效果，与此理论相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政府规制公司处于最低限度。但现在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看不见的手”的定理一般来说并不成立，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和私法自治难以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政府规制有其必要性。政府对公司规制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是支持政府规制的重要理论之一。在经济学理论中，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来说的，是指在经济中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点的商品。例如国防、道路、广播等。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领域是失效或低效的，其原因有：公共物品具有共有性，不能为私人所有或独占；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不能被私人所独享；公共物品具有规模性，投资巨大，一般私人无能为力，回报期长风险很高，私人一般不愿为；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无法阻止搭便车；公共物品不具价格性，不能按价格购买，价格机制难以起到作用：公共物品具有自然垄断性，竞争造成浪费，私人垄断又影响国民经济。
从以上公共物品的特点可以看出，在公共物品领域需要政府对公共物品领域的公司规制或直接由政府经办公共物品。即此时，政府有可能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以解决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和自然垄断可能产生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物品领域规制可以对两个方面有利。一方面，自治的公司就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充足的公共物品及其他公共信息，大大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还可以避免私主体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滥用自然垄断优势造成失常机制的障碍。这样通过政府规制就有效的解决了在公共物品领域的市场失灵。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时其地位与市场管理者不同，政府有效的参与竞争的前提是政府角色的明确划分。
其二外部影响理论。外部影响是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收益。所谓强加成本即私主体的一项经济活动会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危害，而他自己并不为此支付足够的成本以抵偿这种危害，这有被称为外部不经济。所谓强加收益是指私主体的一项经济活动给社会其他成员带来好处，但其费用却不能因此得到补偿。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外部影响问题。外部影响独立于市场之外，不能通过市场发挥作用。同时，外部影响具有伴随性，是伴随生产和消费而产生的某种副作用；外部影响具有关联性与受损者或收益者具有某种关联；外部影响具有客观性，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里是普遍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外部性的实质是收益和成本的转移，因而就必须解决偿付问题。但这一问题难以私下解决，市场机制和公司自治在这一问题上是失效的。根据经济学考察结果，在外部经济情况下，私人活动的水平低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这是因为，私主体绝不愿意其活动的私人利益小于所带来得社会利益。相反，在外部不经济的情况下，私主体活动就要高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佳状态。这样，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会严重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规制就成为必要。如对于公司名称的管理较好的说明了政府规制在解决公司名称混淆问题上的有效性，克服了外部经济的影响。又如，对污染治理的有效性，就克服了外部不经济的影响。。
其三信息不完全理论
信息具有共享性、分散性、不均衡性等特征，而且在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掌握充分的信息对公司来说十分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的共享性不能禁止其他私主体“搭便车”，同时信息收集、传递成本高昂，使私主体不愿从事。而且，私主体位处社会各隅，局限与特定时空，其信息难免不完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私主体不可能搜集、传递整个经济体系变化的信息。也就是说，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是公司自治无法克服的。
当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时，在是市场机制下，便会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对市场机制来说，“逆向选择”的存在是一个麻烦，意味着市场失灵。当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还会引起经济过热，重复建设等经济问题。矫正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充分需要政府规制。由政府提供某些信息，或要求公司公布有关信息是克服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有效手段。比如，要求发行新股票或新债券的公司向社会公布公司的有关经营信息，政府及时向社会有关提供经济信息，就是必要的 。
（二）、社会和公司的双重需要
其一社会公正的需要。一方面，市场经济中公司是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其地位举足轻重。现在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公司的世界。公司经营活动的意义不仅仅是单纯的赢利活动，而是影响到社会生活的社会性活动，特别是对于大型的上市公司、跨国集团来说。面对日益强大的公司，为了维护社会公正，显然需要政府将公司的经营活动约束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公司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以保障社会公正。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公正的社会环境。市场需要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这就是政府。政府作为超越私主体的权威，显然对法律的贯彻实施，防止发生侵害行为， 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恢复市场竞争秩序等，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在一种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公正的 社会环境中，公司等竞争者才有可能以尊重其他私主体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发挥其自治功能，这种自治才具有公平、正义、合理、合法的意义。另外，这还意味着政府负担着为公司创造一个良好、有序、完全、竞争环境和公正的社会环境的重任。
其二公司自治的需要。公司自治本身同样需要政府规制。现代的公司制度造成了股东和公司控制人的分离，二者具有不同的利益。股东希望经理能够在合理的风险下牟取最大的利益，而控制人可能更关注薪水的提高和优越的工作环境。特别是在大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更为明显。正是存在这样的矛盾，政府将规制的重点放在证卷市场中公司的信息披露、独立懂事、强有力的监事会，加强股东民主的组织保障和加强董事忠实义务等方面。以为公司自治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另外， 公司自治还需要政府引导，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对公司的引导和支持是公司竞争力的保障。如日本对机床制造业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如贸易、投资、补贴、研究与开发、税收的刺激、低息贷款等等的支持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机床生产量从世界的0.6%上升到24%。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知识经济、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更需要政府在成立高层次的组织领导机构，注重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结合，积极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协调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各方资源，提供市场支持与保护，建立有效的科技投入机制等方面，为公司提供帮助与支持，从而增强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抢占新兴市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笔者认为，政府规制在市场经济中是必不可少的，既有其经济学理论支持，又是公司和社会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中，“良好的政府不是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5]
三、政府规制的适度性
政府规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政府适当的规制。具体到公司法领域，政府规制的适度性应表现在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
（一）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规制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还是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过过渡过来的市场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体制还不完善，存在较多的计划经济的残留，在公司法领域主要表现是政府规制较多，公司自治太少。我们的政府需要从过去的过度规制转向现在的以补充市场不足为原则。具体说来，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转变观念。政府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的能力是有限的，想把一切管起来只能是一种幻想。一定要改变过去那种政府有能力包管一切的观念，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所以，只要公司有能力自己恢复秩序的，通过市场机制能解决的，政府就不要介入。
第二，明确身份。政府在实施规制行为时，应当明确自己的身份。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不能再像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公司、企业进行管理，而是作为社会公共事物管理者的身份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政府规制行使的是超脱于失常私主体的、具有权威性的公权力。
第三，改变手段。现在的规制手段有时还没有作到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表现在市场准入条件太苛，行政机关直接插手公司事务等方面。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就是要求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公司自治，规制手段以被动为主，以事后为主。改变那种以事前审批为主，以直接插手为主的手段。
（二）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经济，而不是以政府权力为本位的经济。政府应深切的肯定并自觉的维护公司自治。要改变过去那种只要出现公司自治失灵就是政府规制不足造成的，就必须并且只能通过加强政府规制来救济的观念。这种观念往往不考虑政府规制不当。这个观念严重影响了我们寻找正确方式解决公司自治失灵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是公司自治的范围决定政府规制的范围，政府规制是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标的。具体而言，凡是公司自治能解决的事情，政府就无须规制。政府规制的目标就是允许和培植公司自治，政府规制的最高境界是使自己成为多余，实现无为而治。“政府最主要的任务与那些个人已经着手处理的事务无关，而是与那些超出个人活动范围之外的职能有关，与那些不由政府来做出决定就无人过问的事情有关。”[6]如果政府规制的结果是使公司自治能力越来越差，使自己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那肯定是政府规制失败的标志。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规制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也要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这一点应成为政府规制的范围和界限。当然，“政府干预的最佳范围在哪里的问题永远也不会解决”。[7]政府规制公司的具体范围只能综合考虑，因地因时制宜。就现在我国来说，政府的主要任务仍应是扩大自治，减少强制，放松管制。
浅谈公司合并中股东利益的保护
王兆华 张宁 杨立忠
内容提要：公司合并是对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因此在公司合并时必须加强对股东特别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保护的基本制度有三个; 公司合并中董事（及大股东）的信义义务, 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股东决议制度，我国公司法应对这三项制度中疏漏之处予以完善。
关键词：公司合并；信义义务；回购请求权；决议制度
公司合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表现形式, “公司合并，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依照公司法所定条件和程序，通过订立合并合同转变为一个公司行为。”[1]公司合并作为改变公司实体进而改变股东命运的重大行为，必然给股东带来最重大的影响，作为公司的出资人、所有者．股东是公司最大的受益人和风险承担者，这就决定了公司合并中对股东利益保护的必要。“公司合并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减少同行业的竞争对手．有利于扩大经营规模和调整经营范围，从而促进公司的迅速发展及公司的优化组合，公司合并还可以减少成本，增加公司利润。”[2]公司合并的这些益处也使公司合并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经常发生的经济现象，因此保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对于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具有重要意义。公司合并中股东利益保护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公司合并中董事(及大股东)的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小股东保护制度(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 公司合并的股东决议制度等。
一、公司合并中董事（及大股东）的信义义务
公司合并，必须由董事会做出(提出)合并计划或合并方案或合并合同(草案)。对此各国公司法几乎无例外地做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6条、第212条，也将拟定公司合并方案作为董事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予以规定。董事在决定公司合并时，同样适用信义义务，即同样要对公司和股东负信义义务，信义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
1．董事在合并中的注意义务
董事在合并中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以理智、谨慎的态度有根据地决定是否同意合并协议或合并计划，然后向股东会提出合并建议。在公司合并中，当董事没有做到一个普通谨慎之人在同等情况下的注意程度时，董事应对其过失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董事会对同意合并的判断是否明智、有根据，董事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取决于具体合并案的事实和情况。但是可以从以下方面判断：(1)董事会是否合理了解关于合并，特别是合并价格的相关信息。 (2)董事应当尽可能考虑与可供选择之交易相关的所有因素，对各种可供选择的交易形式进行比较，以对股东会提出合理的建议。(3)董事在同交易相对人进行合并谈判时，应勤勉尽职，争取最有利于公司的合并价格。 (4)在合并谈判或条款起草时，董事有义务诚实公正地做出判断，诚实公正地在股东间分配合并的对价。公司合并中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判断，适用商业判断原则。在董事未尽合理注意，因重大过失造成公司及股东损失时，应当赔偿承担责任。
2．董事在合并中的忠诚义务
董事在公司合并中的忠诚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从公司的最大利益出发．决定是否同意合并协议或合并计划，在自己利益和公司利益冲突时．要以公司利益为重，不能将自身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董事在合并中的忠诚义务，因其合并是否为利益冲突交易而不同。在无利益冲突的合并中，董事缔约合并协议的决定通过商业判断原则而受到保护，即推定合并协议是善意形成，董事会是诚实信用地为公司利益做出合并决议的。股东要对这种合并提出异议，必须证明董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利益冲突的合并中，董事同公司或股东相冲突的利益、董事缔结合并协议的决定将不受商业原则的保护，而受公正交易原则的调整。法院适用交易完全公正原则对该合并的公正性进行审查，完全公正原则包含两个方面：公正的交易和公正的价格。法院在整体考虑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下判断股东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
3．公司合并中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
在公司制度中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享有对公司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事务实行资本多数决议原则，即股东依其持有的股份数额享有表决权，股东会决议由多数表决权通过。这种多数股东同意的决议将对全体股东产生拘束力。这就说明，有控制权的多数股东(大股东)在公司中处于优于少数股东(小股东)的实际地位，其行为对小股东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防止多数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侵犯小数股东利益，应当强化多数股东对小数股东的责任。控股股东不论是以股东身份行使表决权，还是基于股东资格通过公司执行机关对公司业务执行施加影响，都应当履行注意和忠诚义务，不能侵犯公司及其他小股东的利益。违反这一义务，给小股东造成损害，受侵犯的股东有权对其提起诉讼。
在公司合并中，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核心问题是在利益冲突交易(合并)中．如何履行忠诚义务，在这种利益冲突合并中，有利害关系的多数股东的行为和董事的行为一样不受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而受完全公正交易原则的调整。例如，控股股东在安排合并的支付方式时采用了对不同股东区别对待，控股股东就要证明这种安排是完全公正的。完全公正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控股股东承担，控股股东不能证明该合并是完全公正的，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解除合并或相应的补偿。
二、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
1．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立法例
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公司合并中，对合并持有异议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以公正价格购回自己所持有的股份。美，日，德等国家的公司法都对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规定。特别是美国的《示范公司法》更是设专章对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详细规定，并得到了美国各州公司法的积极反应。
在经股东会同意的一般公司合并中，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情况：一种适用于合并各方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给双方公司股东均带来影响，应对双力异议股东赋予平等、充分保护，这种立法以美国，日本等国为代表，这种立法好处在于对股东范围的保护范围较广泛，不利之处在于这样可能会使合并效率的受影响；另一种仅适用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中利益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消灭公司股东，存续公司所受影响更少得多。这种以德国为代表，这种立法最主要是保护了受影响最大的股东的利益，同时又有利于合并的有效进行。
2．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
股份回购请求权成立的条件是，异议股东在股东合并决议大会召开前向公司提出评估回购其股份的请求，并在合并决议大会上行使否决权。股份回购请求权具有排他性，异议股东选择回购作为救济手段后，一般不能再提起合并无效诉讼。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一种形成权，因此，异议股东提出股份买回请求，只要该请求满足法律要件，即自动成立该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份买卖合同，公司承诺与否与股份买卖合同的成立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即使股份买卖合同成立，提出购回请求的股东也并不立即丧失股东资格，在向公司提交提出买回请求的股份以换取公司支付的对价之前，该异议股东继续保持股东地位，股份的转移于股价交付时生效。在提出买回请求后，异议股东对其股票仍享有并可行使物上代为权利。但是，自合并生效日开始．要求股份回购权的股东将无权享有对该股份的表决权利生效后公司股利的获取权。
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在一定情形、原因下将丧失：股东的回购请求即使具备法定要件而提出，在公司因一定事由终止合并时；股东在法定时期内没有提出回购请求等
3．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在我国的立法与完善
我国现行公司合并的立法中没有关于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规定，“这种法律规定使得合并决议的结果必然由合并各方的全体股东（包括同意股东和反对股东）共同承担，合并各方的股东当然成为合并后存续公司的股东。”[3]这种立法漏洞显然不利于公司合并中对股东特别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我国立法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适应我国公司合并实务需要，建立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以保护异议股东的利益，使其既不享受他不同意之合并产生的利益，也不承担他不同意之合并所致的风险，符合公平的原理。
如上所述，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适用于合并各方公司股东，一种是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应采用德国的立法体例，即应当规定股份回购请求权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当然，由于我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如公司的多样性，作为例外可以规定特定条件下的存续公司股东的回购请求权。
我国公司的立法应当明确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条件，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程序包括对司法评估程序做出规定，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包括效力的内容、效力的丧失等) 做出规定，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设计，应遵循公平与效率结合、平衡大小股东利益、适度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原则。
三、公司合并中的股东决议制度
公司合并是剥夺当事公司独立性而将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最极端的企业结合形态，涉及到公司的生存发展，对公司股东具有直接重大利益关系。因此，公司合并属股东会决议事项，公司合并应实行股东决议制度。对于这种股东决议制度美国、日本、德国、法等国的公司法几乎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38、39、103、106条规定，公同合并，应当由公司的股东会做出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也就是说，合并的股东决议制度适用资本多数决议原则，这也是国内外的通例。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资本多数决议原则，但是对出席股东会的人数未做明确的规定，因此，基于对小股东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在《公司法》中对股东大会股东最低出席比例做出明确规定，“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只有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达到股东总人数的一定比例时才能召开。股东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一定比例以上通过。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少数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保证股东大会决议充分反映大部分股东的意志,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4]
另外，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合并要由股东会做出特别决议。这里并未区别存续公司和消灭公司。虽然存续公司股东会对合并做出决议，有利于股东利益的保护，但是不加区别地一律适用股东会决议制度也存在问题，比如有些合并存续公司股东利益未发生实质变化，要求股东决议没多大实际意义，并且会使合并程序复杂、成本加大、时间延长。
四、小结
对于以上三项重要制度，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均有欠缺，为了维护经济秩序，促进对股东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将来在修订《公司法》时，应当参照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取精用宏，做出科学严谨的规定，以最终促进我国公司、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书目:
[1] 叶林.中国公司法[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7.125
[2] 毛亚敏.公司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16
[3] 朱江煜.在公司合并程序中如何对待少数股东之权益[J].理论与实践1999.5(5):31
[4] 刘素芝.论公司合并之立法完善[J].中州学刊,2001.5(3):82
朱晓东
【摘要】在市场经济中，应以保障私主体的权利为基础，保障私主体的权利首先要保障公司自治。但是，政府规制也有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政府的经济或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同时，政府规制应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本文通过对政府规制的必要性和适度性的分析，试图找出政府规制的原因和界限。
【关键词】政府规制 公司自治 必要性 适度性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是权利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应以保障私主体的权利为基础。在当代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所有私主体中最重要的是公司。保障私主体的权利首先要保障公司自治。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政府的经济或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1]因此，在保障公司自治的同时，政府对公司自治的适当规制也是必要的 。本文通过对政府规制的必要性和必要性的分析，试图找出政府规制的原因和界限。
一、政府规制与公司自治的涵义
政府规制和公司自治都不是确定的法律概念。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加以分析界定。
（一）政府规制的涵义
规制本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是日本经济学家从英文regu1ation翻译而来，意为政府运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加以控制和限制。在我国，规制最早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被引进，更多地在经济学领域使用，通常被理解为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将规制限定在政府的“限制行为”上。
在法学领域，“规制”一词最早在日本经济法中被使用，是指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与市场及企业的互动关系。在我国法学界，“规制”不是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即使在法学文献中加以使用，也大多强调的是“规范与制约”之意。与此比较接近的概念还有政府管制、政府干预、政府调控、政府调节等。本文中，借鉴经济学中的含义，政府规制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限制的行为。
（二）公司自治的涵义
在我国公司法颁布实施以后，公司自治以成为高频使用的词汇，但对于何谓公司自治，并无严谨、明确的法律界定。在西方，公司自治主要是相对于股东和公司的关系而言的，是指公司和股东各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对内由自己的管理机关以自身名义独立从事法律行为，对外独立承担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是公司争取从股东中独立的斗争过程和结果。
我国大陆学者有不同的提法。有学者认为，公司自治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它必须是独立的法人，能够做到真正的经营自主，盈亏自负;二是公司靠章程来维系;三是要独立于政府，没有上级领导机构 。[2]还有学者认为，企业自治有五个要求:一是企业必须具备真正的独立法人资格;二是企业地位必须是平等的;三是企业应该是资本企业，建立在股东、股本和股权的基础上，形成法人治理结构;四是企业的行为约束，一靠法律，二靠其章程，而不是靠指令性计划和上级主管部门;五是企业就是无上级主管部门的，而不是某个主管部门的附属物。[3]这些.观点基本上主要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政企不分和公司不独立的问题，对公司自治的界定侧重于公司要脱离政府。
笔者认为，公司自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私主体依法有的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管理、自但风险，并有根据市场规律享有自我经营、自我决策的权利。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司是独立于股东之外的私主体；二是公司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私主体。
二、政府规制的必要性
我国公司法作为公司与政府之间关系规范化的产物，一直存在政府规制过多问题，所以现在学者们一直强调公司自治。但是，正如经济学家米德指出的那样，“当人们虔诚的笃信自由放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又必须强调社会控制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须的”。[4]
（一）、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在当前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传统自由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个体的发展，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完全可以达到最佳经济效果，与此理论相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政府规制公司处于最低限度。但现在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看不见的手”的定理一般来说并不成立，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和私法自治难以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政府规制有其必要性。政府对公司规制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是支持政府规制的重要理论之一。在经济学理论中，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来说的，是指在经济中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点的商品。例如国防、道路、广播等。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领域是失效或低效的，其原因有：公共物品具有共有性，不能为私人所有或独占；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不能被私人所独享；公共物品具有规模性，投资巨大，一般私人无能为力，回报期长风险很高，私人一般不愿为；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无法阻止搭便车；公共物品不具价格性，不能按价格购买，价格机制难以起到作用：公共物品具有自然垄断性，竞争造成浪费，私人垄断又影响国民经济。
从以上公共物品的特点可以看出，在公共物品领域需要政府对公共物品领域的公司规制或直接由政府经办公共物品。即此时，政府有可能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以解决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和自然垄断可能产生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物品领域规制可以对两个方面有利。一方面，自治的公司就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充足的公共物品及其他公共信息，大大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还可以避免私主体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滥用自然垄断优势造成失常机制的障碍。这样通过政府规制就有效的解决了在公共物品领域的市场失灵。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时其地位与市场管理者不同，政府有效的参与竞争的前提是政府角色的明确划分。
其二外部影响理论。外部影响是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收益。所谓强加成本即私主体的一项经济活动会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危害，而他自己并不为此支付足够的成本以抵偿这种危害，这有被称为外部不经济。所谓强加收益是指私主体的一项经济活动给社会其他成员带来好处，但其费用却不能因此得到补偿。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外部影响问题。外部影响独立于市场之外，不能通过市场发挥作用。同时，外部影响具有伴随性，是伴随生产和消费而产生的某种副作用；外部影响具有关联性与受损者或收益者具有某种关联；外部影响具有客观性，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里是普遍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外部性的实质是收益和成本的转移，因而就必须解决偿付问题。但这一问题难以私下解决，市场机制和公司自治在这一问题上是失效的。根据经济学考察结果，在外部经济情况下，私人活动的水平低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这是因为，私主体绝不愿意其活动的私人利益小于所带来得社会利益。相反，在外部不经济的情况下，私主体活动就要高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佳状态。这样，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会严重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规制就成为必要。如对于公司名称的管理较好的说明了政府规制在解决公司名称混淆问题上的有效性，克服了外部经济的影响。又如，对污染治理的有效性，就克服了外部不经济的影响。。
其三信息不完全理论
信息具有共享性、分散性、不均衡性等特征，而且在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掌握充分的信息对公司来说十分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的共享性不能禁止其他私主体“搭便车”，同时信息收集、传递成本高昂，使私主体不愿从事。而且，私主体位处社会各隅，局限与特定时空，其信息难免不完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私主体不可能搜集、传递整个经济体系变化的信息。也就是说，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是公司自治无法克服的。
当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时，在是市场机制下，便会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对市场机制来说，“逆向选择”的存在是一个麻烦，意味着市场失灵。当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还会引起经济过热，重复建设等经济问题。矫正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充分需要政府规制。由政府提供某些信息，或要求公司公布有关信息是克服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有效手段。比如，要求发行新股票或新债券的公司向社会公布公司的有关经营信息，政府及时向社会有关提供经济信息，就是必要的 。
（二）、社会和公司的双重需要
其一社会公正的需要。一方面，市场经济中公司是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其地位举足轻重。现在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公司的世界。公司经营活动的意义不仅仅是单纯的赢利活动，而是影响到社会生活的社会性活动，特别是对于大型的上市公司、跨国集团来说。面对日益强大的公司，为了维护社会公正，显然需要政府将公司的经营活动约束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公司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以保障社会公正。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公正的社会环境。市场需要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这就是政府。政府作为超越私主体的权威，显然对法律的贯彻实施，防止发生侵害行为， 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恢复市场竞争秩序等，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在一种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公正的 社会环境中，公司等竞争者才有可能以尊重其他私主体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发挥其自治功能，这种自治才具有公平、正义、合理、合法的意义。另外，这还意味着政府负担着为公司创造一个良好、有序、完全、竞争环境和公正的社会环境的重任。
其二公司自治的需要。公司自治本身同样需要政府规制。现代的公司制度造成了股东和公司控制人的分离，二者具有不同的利益。股东希望经理能够在合理的风险下牟取最大的利益，而控制人可能更关注薪水的提高和优越的工作环境。特别是在大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更为明显。正是存在这样的矛盾，政府将规制的重点放在证卷市场中公司的信息披露、独立懂事、强有力的监事会，加强股东民主的组织保障和加强董事忠实义务等方面。以为公司自治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另外， 公司自治还需要政府引导，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对公司的引导和支持是公司竞争力的保障。如日本对机床制造业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如贸易、投资、补贴、研究与开发、税收的刺激、低息贷款等等的支持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机床生产量从世界的0.6%上升到24%。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知识经济、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更需要政府在成立高层次的组织领导机构，注重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结合，积极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协调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各方资源，提供市场支持与保护，建立有效的科技投入机制等方面，为公司提供帮助与支持，从而增强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抢占新兴市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笔者认为，政府规制在市场经济中是必不可少的，既有其经济学理论支持，又是公司和社会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中，“良好的政府不是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5]
三、政府规制的适度性
政府规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政府适当的规制。具体到公司法领域，政府规制的适度性应表现在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
（一）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规制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还是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过过渡过来的市场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体制还不完善，存在较多的计划经济的残留，在公司法领域主要表现是政府规制较多，公司自治太少。我们的政府需要从过去的过度规制转向现在的以补充市场不足为原则。具体说来，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转变观念。政府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的能力是有限的，想把一切管起来只能是一种幻想。一定要改变过去那种政府有能力包管一切的观念，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所以，只要公司有能力自己恢复秩序的，通过市场机制能解决的，政府就不要介入。
第二，明确身份。政府在实施规制行为时，应当明确自己的身份。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不能再像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公司、企业进行管理，而是作为社会公共事物管理者的身份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政府规制行使的是超脱于失常私主体的、具有权威性的公权力。
第三，改变手段。现在的规制手段有时还没有作到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表现在市场准入条件太苛，行政机关直接插手公司事务等方面。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就是要求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公司自治，规制手段以被动为主，以事后为主。改变那种以事前审批为主，以直接插手为主的手段。
（二）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经济，而不是以政府权力为本位的经济。政府应深切的肯定并自觉的维护公司自治。要改变过去那种只要出现公司自治失灵就是政府规制不足造成的，就必须并且只能通过加强政府规制来救济的观念。这种观念往往不考虑政府规制不当。这个观念严重影响了我们寻找正确方式解决公司自治失灵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是公司自治的范围决定政府规制的范围，政府规制是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标的。具体而言，凡是公司自治能解决的事情，政府就无须规制。政府规制的目标就是允许和培植公司自治，政府规制的最高境界是使自己成为多余，实现无为而治。“政府最主要的任务与那些个人已经着手处理的事务无关，而是与那些超出个人活动范围之外的职能有关，与那些不由政府来做出决定就无人过问的事情有关。”[6]如果政府规制的结果是使公司自治能力越来越差，使自己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那肯定是政府规制失败的标志。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规制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也要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这一点应成为政府规制的范围和界限。当然，“政府干预的最佳范围在哪里的问题永远也不会解决”。[7]政府规制公司的具体范围只能综合考虑，因地因时制宜。就现在我国来说，政府的主要任务仍应是扩大自治，减少强制，放松管制。
浅谈公司合并中股东利益的保护
王兆华 张宁 杨立忠
内容提要：公司合并是对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因此在公司合并时必须加强对股东特别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保护的基本制度有三个; 公司合并中董事（及大股东）的信义义务, 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股东决议制度，我国公司法应对这三项制度中疏漏之处予以完善。
关键词：公司合并；信义义务；回购请求权；决议制度
公司合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表现形式, “公司合并，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依照公司法所定条件和程序，通过订立合并合同转变为一个公司行为。”[1]公司合并作为改变公司实体进而改变股东命运的重大行为，必然给股东带来最重大的影响，作为公司的出资人、所有者．股东是公司最大的受益人和风险承担者，这就决定了公司合并中对股东利益保护的必要。“公司合并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减少同行业的竞争对手．有利于扩大经营规模和调整经营范围，从而促进公司的迅速发展及公司的优化组合，公司合并还可以减少成本，增加公司利润。”[2]公司合并的这些益处也使公司合并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经常发生的经济现象，因此保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对于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具有重要意义。公司合并中股东利益保护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公司合并中董事(及大股东)的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小股东保护制度(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 公司合并的股东决议制度等。
一、公司合并中董事（及大股东）的信义义务
公司合并，必须由董事会做出(提出)合并计划或合并方案或合并合同(草案)。对此各国公司法几乎无例外地做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6条、第212条，也将拟定公司合并方案作为董事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予以规定。董事在决定公司合并时，同样适用信义义务，即同样要对公司和股东负信义义务，信义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
1．董事在合并中的注意义务
董事在合并中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以理智、谨慎的态度有根据地决定是否同意合并协议或合并计划，然后向股东会提出合并建议。在公司合并中，当董事没有做到一个普通谨慎之人在同等情况下的注意程度时，董事应对其过失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董事会对同意合并的判断是否明智、有根据，董事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取决于具体合并案的事实和情况。但是可以从以下方面判断：(1)董事会是否合理了解关于合并，特别是合并价格的相关信息。 (2)董事应当尽可能考虑与可供选择之交易相关的所有因素，对各种可供选择的交易形式进行比较，以对股东会提出合理的建议。(3)董事在同交易相对人进行合并谈判时，应勤勉尽职，争取最有利于公司的合并价格。 (4)在合并谈判或条款起草时，董事有义务诚实公正地做出判断，诚实公正地在股东间分配合并的对价。公司合并中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判断，适用商业判断原则。在董事未尽合理注意，因重大过失造成公司及股东损失时，应当赔偿承担责任。
2．董事在合并中的忠诚义务
董事在公司合并中的忠诚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从公司的最大利益出发．决定是否同意合并协议或合并计划，在自己利益和公司利益冲突时．要以公司利益为重，不能将自身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董事在合并中的忠诚义务，因其合并是否为利益冲突交易而不同。在无利益冲突的合并中，董事缔约合并协议的决定通过商业判断原则而受到保护，即推定合并协议是善意形成，董事会是诚实信用地为公司利益做出合并决议的。股东要对这种合并提出异议，必须证明董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利益冲突的合并中，董事同公司或股东相冲突的利益、董事缔结合并协议的决定将不受商业原则的保护，而受公正交易原则的调整。法院适用交易完全公正原则对该合并的公正性进行审查，完全公正原则包含两个方面：公正的交易和公正的价格。法院在整体考虑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下判断股东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
3．公司合并中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
在公司制度中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享有对公司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事务实行资本多数决议原则，即股东依其持有的股份数额享有表决权，股东会决议由多数表决权通过。这种多数股东同意的决议将对全体股东产生拘束力。这就说明，有控制权的多数股东(大股东)在公司中处于优于少数股东(小股东)的实际地位，其行为对小股东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防止多数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侵犯小数股东利益，应当强化多数股东对小数股东的责任。控股股东不论是以股东身份行使表决权，还是基于股东资格通过公司执行机关对公司业务执行施加影响，都应当履行注意和忠诚义务，不能侵犯公司及其他小股东的利益。违反这一义务，给小股东造成损害，受侵犯的股东有权对其提起诉讼。
在公司合并中，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核心问题是在利益冲突交易(合并)中．如何履行忠诚义务，在这种利益冲突合并中，有利害关系的多数股东的行为和董事的行为一样不受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而受完全公正交易原则的调整。例如，控股股东在安排合并的支付方式时采用了对不同股东区别对待，控股股东就要证明这种安排是完全公正的。完全公正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控股股东承担，控股股东不能证明该合并是完全公正的，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解除合并或相应的补偿。
二、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
1．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立法例
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公司合并中，对合并持有异议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以公正价格购回自己所持有的股份。美，日，德等国家的公司法都对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规定。特别是美国的《示范公司法》更是设专章对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详细规定，并得到了美国各州公司法的积极反应。
在经股东会同意的一般公司合并中，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情况：一种适用于合并各方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给双方公司股东均带来影响，应对双力异议股东赋予平等、充分保护，这种立法以美国，日本等国为代表，这种立法好处在于对股东范围的保护范围较广泛，不利之处在于这样可能会使合并效率的受影响；另一种仅适用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中利益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消灭公司股东，存续公司所受影响更少得多。这种以德国为代表，这种立法最主要是保护了受影响最大的股东的利益，同时又有利于合并的有效进行。
2．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
股份回购请求权成立的条件是，异议股东在股东合并决议大会召开前向公司提出评估回购其股份的请求，并在合并决议大会上行使否决权。股份回购请求权具有排他性，异议股东选择回购作为救济手段后，一般不能再提起合并无效诉讼。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一种形成权，因此，异议股东提出股份买回请求，只要该请求满足法律要件，即自动成立该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份买卖合同，公司承诺与否与股份买卖合同的成立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即使股份买卖合同成立，提出购回请求的股东也并不立即丧失股东资格，在向公司提交提出买回请求的股份以换取公司支付的对价之前，该异议股东继续保持股东地位，股份的转移于股价交付时生效。在提出买回请求后，异议股东对其股票仍享有并可行使物上代为权利。但是，自合并生效日开始．要求股份回购权的股东将无权享有对该股份的表决权利生效后公司股利的获取权。
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在一定情形、原因下将丧失：股东的回购请求即使具备法定要件而提出，在公司因一定事由终止合并时；股东在法定时期内没有提出回购请求等
3．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在我国的立法与完善
我国现行公司合并的立法中没有关于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规定，“这种法律规定使得合并决议的结果必然由合并各方的全体股东（包括同意股东和反对股东）共同承担，合并各方的股东当然成为合并后存续公司的股东。”[3]这种立法漏洞显然不利于公司合并中对股东特别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我国立法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适应我国公司合并实务需要，建立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以保护异议股东的利益，使其既不享受他不同意之合并产生的利益，也不承担他不同意之合并所致的风险，符合公平的原理。
如上所述，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适用于合并各方公司股东，一种是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应采用德国的立法体例，即应当规定股份回购请求权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当然，由于我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如公司的多样性，作为例外可以规定特定条件下的存续公司股东的回购请求权。
我国公司的立法应当明确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条件，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程序包括对司法评估程序做出规定，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包括效力的内容、效力的丧失等) 做出规定，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设计，应遵循公平与效率结合、平衡大小股东利益、适度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原则。
三、公司合并中的股东决议制度
公司合并是剥夺当事公司独立性而将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最极端的企业结合形态，涉及到公司的生存发展，对公司股东具有直接重大利益关系。因此，公司合并属股东会决议事项，公司合并应实行股东决议制度。对于这种股东决议制度美国、日本、德国、法等国的公司法几乎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38、39、103、106条规定，公同合并，应当由公司的股东会做出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也就是说，合并的股东决议制度适用资本多数决议原则，这也是国内外的通例。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资本多数决议原则，但是对出席股东会的人数未做明确的规定，因此，基于对小股东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在《公司法》中对股东大会股东最低出席比例做出明确规定，“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只有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达到股东总人数的一定比例时才能召开。股东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一定比例以上通过。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少数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保证股东大会决议充分反映大部分股东的意志,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4]
另外，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合并要由股东会做出特别决议。这里并未区别存续公司和消灭公司。虽然存续公司股东会对合并做出决议，有利于股东利益的保护，但是不加区别地一律适用股东会决议制度也存在问题，比如有些合并存续公司股东利益未发生实质变化，要求股东决议没多大实际意义，并且会使合并程序复杂、成本加大、时间延长。
四、小结
对于以上三项重要制度，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均有欠缺，为了维护经济秩序，促进对股东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将来在修订《公司法》时，应当参照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取精用宏，做出科学严谨的规定，以最终促进我国公司、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书目:
[1] 叶林.中国公司法[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7.125
[2] 毛亚敏.公司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16
[3] 朱江煜.在公司合并程序中如何对待少数股东之权益[J].理论与实践1999.5(5):31
[4] 刘素芝.论公司合并之立法完善[J].中州学刊,2001.5(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