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6 03:55:05 浏览:9263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2003年2月28日国务院文件国函[2003]33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经贸委：
你委《关于报请批准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章程的请示》（国经贸电力〔2002〕972号）收悉。现就组建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章程》。
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是在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及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业基础上组建的国有企业，主要成员单位包括18个全资企业和4个控股企业。集团公司组建后，要对其全资企业、控股企业（以下简称有关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逐步进行改组和规范，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主要从事水利和水电建设工程的总承包以及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咨询、技术培训等业务。集团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人民币9.6亿元，不进行资产评估和审计验资；实有国有资本数额，待公司成立后由财政部会同你委及有关部门另行核定。
四、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由中央管理。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发〔1999〕18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02〕5号）精神，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由中央管理；资产管理及有关的财务关系由财政部负责；其他关系依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中办发〔1999〕8号）精神办理。集团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按照《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向集团公司派出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对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
五、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对有关企业中国家投资形成并由集团公司拥有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行使出资人权利，依法经营、管理和监督，并相应承担保值增值责任。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下，集团公司依法自主进行各项经营活动。
六、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在保证有关企业合法权益和自身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可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集中部分国有资产收益，用于国有资本的再投入和结构调整。集团公司要规范与有关企业的关系，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
七、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的资产与财务关系在财政部单列；集团公司为完成国家任务所需的资源和生产经营条件，凡属国家统一配置范围内的，均在国家相应计划中单列，并由集团公司统一组织实施。
八、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制定发展战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深化企业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强化内部管理，加快结构调整，推动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努力提高投资收益和经济效益。同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建立精干高效、职责明确的内部管理机构。组建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是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给予积极支持。你委和国家计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指导和协调，确保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组建工作和电力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章程》由你委根据本批复精神，作必要修改后印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分析
陈秀英 郭亚*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责难，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从刑法规范、立法价值、社会反映三个角度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了分析，作为对“偏低”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财产申报 立法价值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该罪在社会上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失之过轻，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并指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置于尴尬处境。
一、学界的责难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指责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等同类犯罪相比，刑罚差距巨大，显示公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法归类于贪贿类犯罪，其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与贪污、贿赂罪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刑罚区别很大。其他贪贿类犯罪的刑种丰富，量刑幅度较大，有的甚至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却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平。
2、对该罪的处罚没能实现立法本旨。刑法之所以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巨额财产”问题，使犯罪分子难逃法律的制裁。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法条的确定，不仅没能遏制“巨额财产”现象的出现，反而因该法条量刑的宽缓，使得大多数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实际并未真正承担所犯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处罚，却给其极可能是贪贿所得的财产找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归宿”，没能实现惩戒、预防犯罪的目的，违背了立法本旨。[1]
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悬殊太大。这种轻重过于悬殊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待贪污、受贿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乐得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是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而故意不将贪污、受贿的犯罪追查到底，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故意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帐上，从而达到保护犯罪人的目的。由此可见，由于该罪的法定刑偏低，不但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保护腐败的作用。[3]
二、提出的完善措施
学界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具体的完善措施，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避免该罪的法定刑带来的弊端，认为应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人认为可设置为：“差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也有人认为至少应当把最高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3]
2、有论者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五年最高刑明显滞后，不能体现罪罚相当的原则，已不适应严厉惩治腐败的需要，不利于威慑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由此，建议尽快刑法中关于该罪的规定，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划分为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2]
3、主张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者受贿罪论处。理由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仍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起不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避免了因人为原因将贪污、受贿降格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而重罪轻判的情况；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并不会冤枉行为人，不会造成轻罪重判，因为如果行为人的财产不是通过贪污、受贿所得，他完全可以讲清财产的真实来源，也就是说，主动权是在行为人自己的手中，是行为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将来源不明的财产推定为贪污、受贿在国外已存在立法例。[3]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该罪的法定刑规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其改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次修改，主要变动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对财产差额的部分不是采取“没收”的方式，即不再适用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而是对其进行收缴。第二，原来可以“并处或者单处”附加刑，即有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单处没收财产，而不再判处主刑，修改后，则只能适用主刑，相当于提高了刑罚幅度。
这样的修改是必要的。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附加刑，是指将被告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所有的财产，即被告人个人享有所有权的合法财产，它不是犯罪所得，也没有用于犯罪活动，这些财产和犯罪并无任何牵连。之所以将其予以没收，是对行为人再犯资格从财产上一种限制或者剥夺，从而以达到制裁和预防的刑罚目的。
追缴违法所得，是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一种收缴的处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联系，理应予以收缴。刑法第64条对此有专门的规定。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行为人对差额巨大的财产不能说明真实来源，以非法所得论。既然以非法所得论，那么就不存在没收合法财产的问题。因此，对差额巨大财产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予以收缴，而不是没收。
对该罪的法定刑中“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是否应当保留？有论者提出不应当保留。理由：一是追缴本身本身什么法定刑，在法条中在法定刑部分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法定刑并列写在一起，给人一种将追缴当作法定刑的错觉。综观我国刑法其他罪名，都没有在法条法定刑部分写进追缴违法所得、没收违禁品等法定刑以外的处理方法，二是给人一种没有必要的重复感。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应看作是违法所得，那么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是必然的，还需要在法定刑部分再加以说明吗？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呢？[1]
我们认为，在现有规定下，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可以保留。首先应当明确，它并不是法定刑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具体处理方式，在讨论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作为法定刑看待。在明确了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和追缴违法所得的界限后，不会给人“追缴”也是法定刑的错觉。
诚然，刑法第64条已经对违法所得作出了处理规定，对于分则中的各个罪名均应适用。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并不完全一样，其他犯罪所获得的财物，都是通过具体、明确的犯罪手段得到的，司法机关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差额财产”和其他犯罪所得并不完全等同，它是“以非法所得论”。所谓“以……论”，意指将本不是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当作该事物来看待。对于差额财产，司法机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将其作为非法所得看待，是司法机关推定的结果，推定虽然有盖然性作基础，但并不能排除合法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这部分财产属于非法所得，确实有点底气不足。法条保留这种规定，是针对这种“非法所得”与一般的非法所得之间的差别，而强调这种非法所得也应该予以追缴。可以说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特性，决定了这部分内容的保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缴行为人的差额财产？有学者认为，只要有差额就应当追缴。不论如何处理案件，都应当对犯罪分子的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没收，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1]也有论者认为，只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才能追缴其财产的差额部分。[2]
对差额财产的追缴有一个前提，即这部分财产必须是违法所得。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差额财产必然都是非法所得，差额财产以非法所得论是有条件的。只有差额巨大，司法机关才可以责令行为人说明来源，只有行为人没有说明真实来源，财产才以非法所得论。如果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30万元，司法机关就不能责令行为人说明，也就不存在非法所得问题，当然也不能追缴。当然，我们所讨论的追缴是专指的司法机关的追缴，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处理措施。按照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1989年监察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低于2000元的差额部分连非法所得都算不上，更谈不上追缴问题。因此，只有达到差额巨大的标准后，司法机关才能对该部分财产予以追缴。
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价值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否偏低，这是对该罪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贪污贿赂罪，比起该类犯罪中的其他罪名，它的法定刑确实不算高，但这种法定刑对该罪来说是否是适宜的，才是我们真正所要关注的。我们认为，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并不是过低。
一种犯罪应该配之怎样的法定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称为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报应主义，一是功利主义，这两种观点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得出了罪刑相适应的结论，但内容却相差甚远。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功利主义又可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无论规范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他们都强调对犯罪的社会预防，规范功利主义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行为功利主义注重个别预防效果。报应和功利都有合理性的一面，只强调某一方面，显然有失偏颇。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增加了刑事责任的因素，作为连接犯罪与刑罚的中介。虽然学界对刑事责任的认识不同，对犯罪的本质认识不同[1]，但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不仅包含了报应（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且也包含功利（预防）；既要坚持罪刑相当，又要注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坚持刑罚个别化。应受惩罚的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人，[2]所以，一个被犯罪化的行为所受到的刑罚，应当与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具体而言，立法过程中，在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时，要和行为的普遍社会危害性以及该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普遍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幅度；司法过程中，在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确定刑罚时，要以该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
按照此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应当设置到何种尺度是合适的呢？从该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推定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之上的，本身就包含了冤枉无辜的可能。“宁要放过一千（犯罪人）也不冤枉一个（无辜者）”和“宁肯冤枉一个（无辜者）不能放过一千（犯罪人）”二者权衡，立法者选择了后者（立法者相当功利色彩的价值立场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也许会有人说，这种冤枉无辜可能性是国家为制止犯罪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认为，国家的代价可以体现在司法领域，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追究，都有可能冤及无辜的危险；但在立法领域，公平应当是首要的价值选择，我们不能以牺牲一个无辜者的个人自由为成本，来换取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在大力倡导保护公民个人人权的时代，刑事法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然后才是制止犯罪，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据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在犯罪化时，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对此行为的相当严厉的态度，在选择法定刑时，理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予以平衡和补救，否则，就可能付出更大、更多的无辜者的自由作为成本。因此，确定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的，并不是过低。
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社会分析
实务界和学界对该罪的法定刑讨论比较热烈，社会舆论和一些学者们反映该罪的法定刑过低，对该罪立法现状不满的呼声也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而高涨，称该罪为贪官们的“避风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贪污罪、受贿罪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犯罪构成上有着质与量的不同，它不符合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却期待以惩治贪污、受贿的法定刑来惩罚，显然不合适。要大幅度提高该罪法定刑，甚至认为要适用死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包括某些刑法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刑主义的反映，作为刑法学人，理应对此现象保持一定的警醒。
社会上人们不满的呼声，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众对反腐败的要求。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罪的非议，不如说是对整个反腐机制的责难，这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个法条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对整个反腐败机制进行较大改革，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当然，作为反腐败机制中重要内容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也应该寻求一个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实现改正的正义。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8年3月28日公布 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以下统称经营者），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本条例所称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妨碍公平竞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条 国家机关应当鼓励、支持、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对举报、协助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组织和个人，监督检查部门应当为其保密，按有关规定进行奖励。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支持、包庇、纵容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六亲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和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反不正当竞争工作，为制止不正当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保障本条例的实施。
第二章 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七条 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假冒注册商标行为：
（一）来经注册商标所有权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二）销售明知或应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
（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或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四）其他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
不得运输、仓储、邮寄、隐匿明知或应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标识，或为他人假冒注册商标提供其它方便条件。
第八条 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演、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相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与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第九条 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以及代表其名称、姓名的标志、文字、图形、代号，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
经营者不得擅自更换他人所生产的商品上的标识。
第十条 经营者不得制造假商品、劣质商品，损害竞争对手，坑害消费者。
本条所称假商品是指商品名称与其特有的使用价值不符的商品。
本条所称劣质商品，是指主要指标不符合标准，影响正常使用的商品。
第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伪造或者冒用手段，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一）在商品或者包装物上伪造或者冒用质量标志；
（二）擅自使用尚未取得的质量标志，或者使用的质量标志与实际不符；
（三）使用被取消的或已失效的质量标志；
（四）伪造或者冒用质量检验合格证明、许可证标记或编号、条形码标记或者监制、研制单位；
（五）擅自使用尚未取得的专利标志，或者使用的专利标志与实际不符；
（六）伪造厂名（含商号）、厂址、产地（含农副产品的生长地、养殖地等）或者冒用他人厂址、产地；
（七）伪造商品规格、等级、成分及合量；
（八）伪造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等；
（九）伪造、擅自制造质量标志，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质量标志；
（十）产品或者其包装上依法应当标明的内容而未标明。
第十二条 经营者不得销售明知或应知是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禁止的商品。
第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其他方式，对自己的商业信誉或在商品的质量、制作成份、性能、用途、生产者、产地、来源、生产日期、有效期限、价格、获奖情况、售前售后服务等方面作引人误解的或虚假的宣传。
前款所称的其他方式是指：
（一）对商品作虚假的现场演示或说明；
（二）在经营场所或其他场所对商品作虚假的文字标注、说明或解释；
（三）伙同、指使他人冒充顾客进行销售诱导；
（四）用张贴、散发、邮寄或计算机网络等传播虚假的商品说明书、图片或其他宣传资料；
（五）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或集会进行虚假宣传。
（六）其他虚假宣传行为。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对广告的真实性负责，不得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代理、设计、制作、发布虚假的或引人误解的广告。大众传播媒体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对经营者或商品作虚假宣传报道。
第十四条 经营者未经权利人授权不得以“特约经销”、“总经销”、“指定经销”、“总代理”、“特约修理”或者其它类似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五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方式进行价格欺诈：
（一）谎称降价；
（二）谎称赔本销售、进价销售、清仓销售、搬迁销售、歇业销售、最低价销售；
（三）在明示的价格之外增加费用；
（四）其他价格欺诈方式。
第十六条 经营者不得以还本销售形式从事经营活动。
本条例所称还本销售，是指经营者承诺在购买者购置商品后的一定时间内，返还购买者所购商品的价款的销售方式。
第十七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给予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
前款所指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各种名义的旅游、留学、考察、无偿服务、提供住房使用权、房屋装修等使对方受益的手段。
第十八条 经营者从事有奖销售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谎称有奖或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
（二）对所设奖的种类、中奖概率、最高奖金额、总金额、奖品种类、数量、质量、兑奖时间、地点、方式作虚假表示或不予公开；
（三）故意将设有中奖标志的商品、奖券不投放市场或者不与商品、奖券同时投放市场；故意将带有不同奖金金额或者奖品标志的商品、奖券按不同时间投放市场；
（四）其他欺骗性有奖销售行为。
经营者在销售现场即时开奖的有奖销售活动，对获奖金额超过五百元以上奖的兑奖情况，应随时向购买者公布。
第十九条 经营者不得利用有奖销售手段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
质次价高的商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同期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质量和购买者的投诉进行认定，必要时会同有关部门认定。
第二十条 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五千元，同一奖券具有两次以上获奖机会的，最高奖金额之和不得超过五千元。以实物或其他形式作奖励的，按照同期市场价格折算金额。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采取下列手段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
（一）刊登或发布对比性或声明性广告，贬低竞争对手；
（二）利用商品说明书吹嘘其商品质量，贬低竞争对手；
（三）在公开场合散发传单、小册子等宣传品，对他人的生产、销售、服务、产品质量等进行诋毁；
（四）自己或利用他人，以客户或消费者的名义向国家机关、新闻单位、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等有关部门作虚假的投诉；
（五）以其他公开或非公开形式向用户或消费者捏造事实、散布谎言、贬低竞争对手。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他人商业秘密：
（一）盗窃、利诱、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权利人的职工或与权利人有业务关系、保密合同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违反合同约定或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四）以获取、使用、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为目的。以高薪或者其他优厚条件聘用掌握、了解权利人商业秘密的人员。
第三人明知或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而获取、使用或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权利人能证明被申请人所使用的信息与自己的商业秘密具有一致性或者相同性，同时能证明被申请人有获取其商业秘密的条件，而被申请人不能提供或者拒不提供其所使用的信息是合法获得或者使用的证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有关证据，认定被申请人有侵权行为。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下列行为不属于前款禁止的行为：
（一）销售鲜活商品；
（二）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其他积压的商品；
（三）季节性降价；
（四）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
（五）处理有瑕疵的商品。
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
前款所称其他不合理条件，是指对商品的价格、销售地区或经营对象等方面约限制。
第二十五条 投标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串通投标：
（一）投标者相互约定，抬高或压低投标报价：
（二）投标者相互约定，在类似招标项目中轮流以高价位或低价位中标；
（三）投标者就标价之外的其他事项进行串通，以排挤其他竞争对手。
第二十六条 招标者和投标者之间不得采取下列行为，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
（一）招标者在公开开标之前，私下开启标书，或将有关情况告知尚未报送标书的其他投标者；
（二）招标者在要求投标者就其标书澄清事项时，故意暗示或作引导性提问，以促成该投标者中标；
（三）招标者与投标者商定，在公开招标时抬高或压低标价，以促成其中标；
（四）招标者向投标者泄露标底；
（五）在审查评选标书时，对同样的标书实行不平等对待；
（六）在招标过程中的其他营私舞弊行为。
第二十七条 经营者不得以下列方式从事市场活动：
（一）迫使他人与自己交易或不与其竞争对手交易；
（二）迫使他人之间进行交易或阻碍他人之间建立正常交易关系；
（三）迫使竞争对手回避或者放弃与自己竞争；
（四）扰乱或妨碍竞争对手正常的经营活动；
（五）其他强制交易行为。
第二十八条 经营者之间不得进行下列限制或妨碍公平竞争的联合行为：
（一）分割市场；
（二）联合限定价格或者约定不合理的经营条件；
（三）联合拒绝购买、销售或者服务；
（四）限定产量或者销售量。
下列联合行为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为降低成本，改进品质或者提高效率，而统一商品规格和技术要求或共同研究开发商品的；
（二）为适应市场经营而优化组合，进行专业化发展的；
（三）为适应市场变化，制止销售量严重下降，生产明显过剩，采取共同行为的；
（四）为促进出口，共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
（五）其他有利于杜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而采取的联合行为。
第二十九条 公用企业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限制竞争的行为：
（一）限定用户、消费者只能购买和使用其提供的相关商品或其指定的经营者生产或销售的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的同类商品；
（二）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提供的或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及配件；
（三）以检验商品质量、性能等为借口，限制用户、消费者购买、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的商品；
（四）对不接受其不合理要求的用户、消费者，或对被限制其竞争行为的单位或个人，拒绝、中断、拖延或削减供应相关商品或者加收费用；
（五）其他限制竞争行为。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被授予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不得越权或滥用行政权力，实施下列行为：
（一）限定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范围、方式、对象、数量、价格等；
（二）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
（三）对具有同等资质的中介组织或其它经营者实行不公平的待遇；
（四）采用发布命令或设立关卡，提高检验标准，增加审批手续，增加收费，检查、扣留或处分商品等手段，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或者限定外地商品高于或低于本地商品的价格。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对涉及国计民生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的购销进行限制，以及为防止疫情、病虫害传播临时限制特定商品在地区间的流通，不属于前款禁止的行为。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监督检查部门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市级监督检查部门查处。市级监督检查部门可以委托下级监督检查部门调查案情。
第三十二条 监督检查部门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按照规定程序询问被检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并要求其提供证明材料及有关的协议、帐册、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电和其它资料：
（二）查询、复制有关的资料；
（三）检查有关的财物、场所，调查有关的活动；
（四）责令被检查的经营者说明有关财物的来源和数量，暂停销售，听候检查，不得转移、隐匿、销毁有关的资料和财物；
（五）对有可能被转移、调换、隐匿、销毁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经县级以上监督检查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封存、扣押，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不得拖延、拒绝；对违法事实认定清楚的，可以提请金融机构暂停支付违法行为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存款；对易腐烂
、变质、易燃、易爆等不易保存的物品，经县级以上监督检查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按规定程序先行处理；
（六）封存、扣押的财物，在三个月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监督检查部门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二人以上，并出示检查证件，否则，被检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有权拒绝接受检查。
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对经营者的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第三十四条 被检查的经营者和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不得拒绝、拖延或提供虚假陈述。
第三十五条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时，有权向监督检查部门请求查处。监督检查部门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应当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请求人。逾期不作答复的，请求人可以向上级监督检查部门申诉。
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自决定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上一级监督检查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处理时限。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应当承担被侵害人因调查侵权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七条 对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监督检查部门应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他人及杜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责令其限期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对拒不执行者，监督检查部门可以采取登报等形式予以纠正，消除影响。
对直接用于不正当竞争的模具、印版和其他作案专用工具予以没收。
对查获的各种违法标识予以没收并销毁，对现存商品上的违法标识予以消除，违法标识与商品难以分离的，对该商品予以没收。
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应当承担鉴定、保管、运输、销毁违法物品、公开更正、消除影响的相关费用。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违法物品、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没收违法物品及违法所得，限价出售商品，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无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无法计算的，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可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采用给予财物以外的其它手段进行贿赂的，按同期相应费用折算贿赂金额。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一）、（二）项、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的商品或滥收费用的，没收违法商品及违法所得，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收回搭售的商品，退还价款，取消不合理条件，可根据情节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其中标无效，可在其它投标者中选定最符合条件者中标；根据情节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没收非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作出行政建议，政府的行为由上级政府责令改正，政府所属部门的行为，由同级政府或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被销售、转移、隐匿、销毁财物的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价款无法确认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经营者擅自转移查封、提押财物的，可处以被转移财物的价款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价款无法确认的，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经营者有本条例所列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其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致使违法所得难以确认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被检查的经营者拒绝、阻挠监督检查部门行使职权，或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的，责令其改正，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被处罚后，继续从事同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当从重处罚。
第五十六条 监督检查部门的罚没财物，按有关规定上缴财政。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监督检查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挠监督检查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对监督检查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将封存、扣押的财物，公开拍卖或由物价部门估价后抵缴，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支持、包庇、纵容不正当竞争行为，给予行政处分；监督检查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1998年3月28日
陈秀英 郭亚*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责难，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从刑法规范、立法价值、社会反映三个角度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了分析，作为对“偏低”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财产申报 立法价值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该罪在社会上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失之过轻，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并指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置于尴尬处境。
一、学界的责难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指责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等同类犯罪相比，刑罚差距巨大，显示公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法归类于贪贿类犯罪，其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与贪污、贿赂罪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刑罚区别很大。其他贪贿类犯罪的刑种丰富，量刑幅度较大，有的甚至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却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平。
2、对该罪的处罚没能实现立法本旨。刑法之所以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巨额财产”问题，使犯罪分子难逃法律的制裁。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法条的确定，不仅没能遏制“巨额财产”现象的出现，反而因该法条量刑的宽缓，使得大多数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实际并未真正承担所犯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处罚，却给其极可能是贪贿所得的财产找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归宿”，没能实现惩戒、预防犯罪的目的，违背了立法本旨。[1]
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悬殊太大。这种轻重过于悬殊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待贪污、受贿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乐得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是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而故意不将贪污、受贿的犯罪追查到底，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故意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帐上，从而达到保护犯罪人的目的。由此可见，由于该罪的法定刑偏低，不但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保护腐败的作用。[3]
二、提出的完善措施
学界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具体的完善措施，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避免该罪的法定刑带来的弊端，认为应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人认为可设置为：“差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也有人认为至少应当把最高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3]
2、有论者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五年最高刑明显滞后，不能体现罪罚相当的原则，已不适应严厉惩治腐败的需要，不利于威慑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由此，建议尽快刑法中关于该罪的规定，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划分为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2]
3、主张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者受贿罪论处。理由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仍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起不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避免了因人为原因将贪污、受贿降格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而重罪轻判的情况；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并不会冤枉行为人，不会造成轻罪重判，因为如果行为人的财产不是通过贪污、受贿所得，他完全可以讲清财产的真实来源，也就是说，主动权是在行为人自己的手中，是行为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将来源不明的财产推定为贪污、受贿在国外已存在立法例。[3]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该罪的法定刑规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其改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次修改，主要变动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对财产差额的部分不是采取“没收”的方式，即不再适用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而是对其进行收缴。第二，原来可以“并处或者单处”附加刑，即有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单处没收财产，而不再判处主刑，修改后，则只能适用主刑，相当于提高了刑罚幅度。
这样的修改是必要的。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附加刑，是指将被告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所有的财产，即被告人个人享有所有权的合法财产，它不是犯罪所得，也没有用于犯罪活动，这些财产和犯罪并无任何牵连。之所以将其予以没收，是对行为人再犯资格从财产上一种限制或者剥夺，从而以达到制裁和预防的刑罚目的。
追缴违法所得，是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一种收缴的处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联系，理应予以收缴。刑法第64条对此有专门的规定。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行为人对差额巨大的财产不能说明真实来源，以非法所得论。既然以非法所得论，那么就不存在没收合法财产的问题。因此，对差额巨大财产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予以收缴，而不是没收。
对该罪的法定刑中“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是否应当保留？有论者提出不应当保留。理由：一是追缴本身本身什么法定刑，在法条中在法定刑部分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法定刑并列写在一起，给人一种将追缴当作法定刑的错觉。综观我国刑法其他罪名，都没有在法条法定刑部分写进追缴违法所得、没收违禁品等法定刑以外的处理方法，二是给人一种没有必要的重复感。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应看作是违法所得，那么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是必然的，还需要在法定刑部分再加以说明吗？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呢？[1]
我们认为，在现有规定下，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可以保留。首先应当明确，它并不是法定刑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具体处理方式，在讨论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作为法定刑看待。在明确了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和追缴违法所得的界限后，不会给人“追缴”也是法定刑的错觉。
诚然，刑法第64条已经对违法所得作出了处理规定，对于分则中的各个罪名均应适用。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并不完全一样，其他犯罪所获得的财物，都是通过具体、明确的犯罪手段得到的，司法机关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差额财产”和其他犯罪所得并不完全等同，它是“以非法所得论”。所谓“以……论”，意指将本不是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当作该事物来看待。对于差额财产，司法机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将其作为非法所得看待，是司法机关推定的结果，推定虽然有盖然性作基础，但并不能排除合法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这部分财产属于非法所得，确实有点底气不足。法条保留这种规定，是针对这种“非法所得”与一般的非法所得之间的差别，而强调这种非法所得也应该予以追缴。可以说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特性，决定了这部分内容的保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缴行为人的差额财产？有学者认为，只要有差额就应当追缴。不论如何处理案件，都应当对犯罪分子的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没收，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1]也有论者认为，只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才能追缴其财产的差额部分。[2]
对差额财产的追缴有一个前提，即这部分财产必须是违法所得。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差额财产必然都是非法所得，差额财产以非法所得论是有条件的。只有差额巨大，司法机关才可以责令行为人说明来源，只有行为人没有说明真实来源，财产才以非法所得论。如果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30万元，司法机关就不能责令行为人说明，也就不存在非法所得问题，当然也不能追缴。当然，我们所讨论的追缴是专指的司法机关的追缴，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处理措施。按照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1989年监察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低于2000元的差额部分连非法所得都算不上，更谈不上追缴问题。因此，只有达到差额巨大的标准后，司法机关才能对该部分财产予以追缴。
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价值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否偏低，这是对该罪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贪污贿赂罪，比起该类犯罪中的其他罪名，它的法定刑确实不算高，但这种法定刑对该罪来说是否是适宜的，才是我们真正所要关注的。我们认为，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并不是过低。
一种犯罪应该配之怎样的法定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称为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报应主义，一是功利主义，这两种观点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得出了罪刑相适应的结论，但内容却相差甚远。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功利主义又可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无论规范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他们都强调对犯罪的社会预防，规范功利主义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行为功利主义注重个别预防效果。报应和功利都有合理性的一面，只强调某一方面，显然有失偏颇。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增加了刑事责任的因素，作为连接犯罪与刑罚的中介。虽然学界对刑事责任的认识不同，对犯罪的本质认识不同[1]，但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不仅包含了报应（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且也包含功利（预防）；既要坚持罪刑相当，又要注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坚持刑罚个别化。应受惩罚的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人，[2]所以，一个被犯罪化的行为所受到的刑罚，应当与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具体而言，立法过程中，在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时，要和行为的普遍社会危害性以及该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普遍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幅度；司法过程中，在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确定刑罚时，要以该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
按照此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应当设置到何种尺度是合适的呢？从该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推定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之上的，本身就包含了冤枉无辜的可能。“宁要放过一千（犯罪人）也不冤枉一个（无辜者）”和“宁肯冤枉一个（无辜者）不能放过一千（犯罪人）”二者权衡，立法者选择了后者（立法者相当功利色彩的价值立场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也许会有人说，这种冤枉无辜可能性是国家为制止犯罪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认为，国家的代价可以体现在司法领域，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追究，都有可能冤及无辜的危险；但在立法领域，公平应当是首要的价值选择，我们不能以牺牲一个无辜者的个人自由为成本，来换取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在大力倡导保护公民个人人权的时代，刑事法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然后才是制止犯罪，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据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在犯罪化时，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对此行为的相当严厉的态度，在选择法定刑时，理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予以平衡和补救，否则，就可能付出更大、更多的无辜者的自由作为成本。因此，确定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的，并不是过低。
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社会分析
实务界和学界对该罪的法定刑讨论比较热烈，社会舆论和一些学者们反映该罪的法定刑过低，对该罪立法现状不满的呼声也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而高涨，称该罪为贪官们的“避风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贪污罪、受贿罪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犯罪构成上有着质与量的不同，它不符合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却期待以惩治贪污、受贿的法定刑来惩罚，显然不合适。要大幅度提高该罪法定刑，甚至认为要适用死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包括某些刑法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刑主义的反映，作为刑法学人，理应对此现象保持一定的警醒。
社会上人们不满的呼声，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众对反腐败的要求。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罪的非议，不如说是对整个反腐机制的责难，这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个法条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对整个反腐败机制进行较大改革，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当然，作为反腐败机制中重要内容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也应该寻求一个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实现改正的正义。
重庆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
重庆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8年3月28日公布 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以下统称经营者），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本条例所称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妨碍公平竞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条 国家机关应当鼓励、支持、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对举报、协助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组织和个人，监督检查部门应当为其保密，按有关规定进行奖励。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支持、包庇、纵容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六亲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和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反不正当竞争工作，为制止不正当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保障本条例的实施。
第二章 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七条 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假冒注册商标行为：
（一）来经注册商标所有权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二）销售明知或应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
（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或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四）其他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
不得运输、仓储、邮寄、隐匿明知或应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标识，或为他人假冒注册商标提供其它方便条件。
第八条 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演、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相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与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第九条 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以及代表其名称、姓名的标志、文字、图形、代号，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
经营者不得擅自更换他人所生产的商品上的标识。
第十条 经营者不得制造假商品、劣质商品，损害竞争对手，坑害消费者。
本条所称假商品是指商品名称与其特有的使用价值不符的商品。
本条所称劣质商品，是指主要指标不符合标准，影响正常使用的商品。
第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伪造或者冒用手段，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一）在商品或者包装物上伪造或者冒用质量标志；
（二）擅自使用尚未取得的质量标志，或者使用的质量标志与实际不符；
（三）使用被取消的或已失效的质量标志；
（四）伪造或者冒用质量检验合格证明、许可证标记或编号、条形码标记或者监制、研制单位；
（五）擅自使用尚未取得的专利标志，或者使用的专利标志与实际不符；
（六）伪造厂名（含商号）、厂址、产地（含农副产品的生长地、养殖地等）或者冒用他人厂址、产地；
（七）伪造商品规格、等级、成分及合量；
（八）伪造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等；
（九）伪造、擅自制造质量标志，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质量标志；
（十）产品或者其包装上依法应当标明的内容而未标明。
第十二条 经营者不得销售明知或应知是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禁止的商品。
第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其他方式，对自己的商业信誉或在商品的质量、制作成份、性能、用途、生产者、产地、来源、生产日期、有效期限、价格、获奖情况、售前售后服务等方面作引人误解的或虚假的宣传。
前款所称的其他方式是指：
（一）对商品作虚假的现场演示或说明；
（二）在经营场所或其他场所对商品作虚假的文字标注、说明或解释；
（三）伙同、指使他人冒充顾客进行销售诱导；
（四）用张贴、散发、邮寄或计算机网络等传播虚假的商品说明书、图片或其他宣传资料；
（五）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或集会进行虚假宣传。
（六）其他虚假宣传行为。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对广告的真实性负责，不得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代理、设计、制作、发布虚假的或引人误解的广告。大众传播媒体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对经营者或商品作虚假宣传报道。
第十四条 经营者未经权利人授权不得以“特约经销”、“总经销”、“指定经销”、“总代理”、“特约修理”或者其它类似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五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方式进行价格欺诈：
（一）谎称降价；
（二）谎称赔本销售、进价销售、清仓销售、搬迁销售、歇业销售、最低价销售；
（三）在明示的价格之外增加费用；
（四）其他价格欺诈方式。
第十六条 经营者不得以还本销售形式从事经营活动。
本条例所称还本销售，是指经营者承诺在购买者购置商品后的一定时间内，返还购买者所购商品的价款的销售方式。
第十七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给予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
前款所指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各种名义的旅游、留学、考察、无偿服务、提供住房使用权、房屋装修等使对方受益的手段。
第十八条 经营者从事有奖销售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谎称有奖或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
（二）对所设奖的种类、中奖概率、最高奖金额、总金额、奖品种类、数量、质量、兑奖时间、地点、方式作虚假表示或不予公开；
（三）故意将设有中奖标志的商品、奖券不投放市场或者不与商品、奖券同时投放市场；故意将带有不同奖金金额或者奖品标志的商品、奖券按不同时间投放市场；
（四）其他欺骗性有奖销售行为。
经营者在销售现场即时开奖的有奖销售活动，对获奖金额超过五百元以上奖的兑奖情况，应随时向购买者公布。
第十九条 经营者不得利用有奖销售手段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
质次价高的商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同期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质量和购买者的投诉进行认定，必要时会同有关部门认定。
第二十条 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五千元，同一奖券具有两次以上获奖机会的，最高奖金额之和不得超过五千元。以实物或其他形式作奖励的，按照同期市场价格折算金额。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采取下列手段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
（一）刊登或发布对比性或声明性广告，贬低竞争对手；
（二）利用商品说明书吹嘘其商品质量，贬低竞争对手；
（三）在公开场合散发传单、小册子等宣传品，对他人的生产、销售、服务、产品质量等进行诋毁；
（四）自己或利用他人，以客户或消费者的名义向国家机关、新闻单位、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等有关部门作虚假的投诉；
（五）以其他公开或非公开形式向用户或消费者捏造事实、散布谎言、贬低竞争对手。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他人商业秘密：
（一）盗窃、利诱、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权利人的职工或与权利人有业务关系、保密合同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违反合同约定或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四）以获取、使用、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为目的。以高薪或者其他优厚条件聘用掌握、了解权利人商业秘密的人员。
第三人明知或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而获取、使用或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权利人能证明被申请人所使用的信息与自己的商业秘密具有一致性或者相同性，同时能证明被申请人有获取其商业秘密的条件，而被申请人不能提供或者拒不提供其所使用的信息是合法获得或者使用的证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有关证据，认定被申请人有侵权行为。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下列行为不属于前款禁止的行为：
（一）销售鲜活商品；
（二）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其他积压的商品；
（三）季节性降价；
（四）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
（五）处理有瑕疵的商品。
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
前款所称其他不合理条件，是指对商品的价格、销售地区或经营对象等方面约限制。
第二十五条 投标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串通投标：
（一）投标者相互约定，抬高或压低投标报价：
（二）投标者相互约定，在类似招标项目中轮流以高价位或低价位中标；
（三）投标者就标价之外的其他事项进行串通，以排挤其他竞争对手。
第二十六条 招标者和投标者之间不得采取下列行为，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
（一）招标者在公开开标之前，私下开启标书，或将有关情况告知尚未报送标书的其他投标者；
（二）招标者在要求投标者就其标书澄清事项时，故意暗示或作引导性提问，以促成该投标者中标；
（三）招标者与投标者商定，在公开招标时抬高或压低标价，以促成其中标；
（四）招标者向投标者泄露标底；
（五）在审查评选标书时，对同样的标书实行不平等对待；
（六）在招标过程中的其他营私舞弊行为。
第二十七条 经营者不得以下列方式从事市场活动：
（一）迫使他人与自己交易或不与其竞争对手交易；
（二）迫使他人之间进行交易或阻碍他人之间建立正常交易关系；
（三）迫使竞争对手回避或者放弃与自己竞争；
（四）扰乱或妨碍竞争对手正常的经营活动；
（五）其他强制交易行为。
第二十八条 经营者之间不得进行下列限制或妨碍公平竞争的联合行为：
（一）分割市场；
（二）联合限定价格或者约定不合理的经营条件；
（三）联合拒绝购买、销售或者服务；
（四）限定产量或者销售量。
下列联合行为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为降低成本，改进品质或者提高效率，而统一商品规格和技术要求或共同研究开发商品的；
（二）为适应市场经营而优化组合，进行专业化发展的；
（三）为适应市场变化，制止销售量严重下降，生产明显过剩，采取共同行为的；
（四）为促进出口，共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
（五）其他有利于杜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而采取的联合行为。
第二十九条 公用企业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限制竞争的行为：
（一）限定用户、消费者只能购买和使用其提供的相关商品或其指定的经营者生产或销售的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的同类商品；
（二）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提供的或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及配件；
（三）以检验商品质量、性能等为借口，限制用户、消费者购买、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的商品；
（四）对不接受其不合理要求的用户、消费者，或对被限制其竞争行为的单位或个人，拒绝、中断、拖延或削减供应相关商品或者加收费用；
（五）其他限制竞争行为。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被授予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不得越权或滥用行政权力，实施下列行为：
（一）限定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范围、方式、对象、数量、价格等；
（二）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
（三）对具有同等资质的中介组织或其它经营者实行不公平的待遇；
（四）采用发布命令或设立关卡，提高检验标准，增加审批手续，增加收费，检查、扣留或处分商品等手段，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或者限定外地商品高于或低于本地商品的价格。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对涉及国计民生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的购销进行限制，以及为防止疫情、病虫害传播临时限制特定商品在地区间的流通，不属于前款禁止的行为。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监督检查部门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市级监督检查部门查处。市级监督检查部门可以委托下级监督检查部门调查案情。
第三十二条 监督检查部门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按照规定程序询问被检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并要求其提供证明材料及有关的协议、帐册、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电和其它资料：
（二）查询、复制有关的资料；
（三）检查有关的财物、场所，调查有关的活动；
（四）责令被检查的经营者说明有关财物的来源和数量，暂停销售，听候检查，不得转移、隐匿、销毁有关的资料和财物；
（五）对有可能被转移、调换、隐匿、销毁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经县级以上监督检查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封存、扣押，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不得拖延、拒绝；对违法事实认定清楚的，可以提请金融机构暂停支付违法行为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存款；对易腐烂
、变质、易燃、易爆等不易保存的物品，经县级以上监督检查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按规定程序先行处理；
（六）封存、扣押的财物，在三个月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监督检查部门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二人以上，并出示检查证件，否则，被检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有权拒绝接受检查。
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对经营者的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第三十四条 被检查的经营者和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不得拒绝、拖延或提供虚假陈述。
第三十五条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时，有权向监督检查部门请求查处。监督检查部门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应当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请求人。逾期不作答复的，请求人可以向上级监督检查部门申诉。
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自决定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上一级监督检查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处理时限。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应当承担被侵害人因调查侵权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七条 对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监督检查部门应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他人及杜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责令其限期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对拒不执行者，监督检查部门可以采取登报等形式予以纠正，消除影响。
对直接用于不正当竞争的模具、印版和其他作案专用工具予以没收。
对查获的各种违法标识予以没收并销毁，对现存商品上的违法标识予以消除，违法标识与商品难以分离的，对该商品予以没收。
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应当承担鉴定、保管、运输、销毁违法物品、公开更正、消除影响的相关费用。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违法物品、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没收违法物品及违法所得，限价出售商品，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无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无法计算的，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可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采用给予财物以外的其它手段进行贿赂的，按同期相应费用折算贿赂金额。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一）、（二）项、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的商品或滥收费用的，没收违法商品及违法所得，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收回搭售的商品，退还价款，取消不合理条件，可根据情节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其中标无效，可在其它投标者中选定最符合条件者中标；根据情节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没收非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作出行政建议，政府的行为由上级政府责令改正，政府所属部门的行为，由同级政府或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被销售、转移、隐匿、销毁财物的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价款无法确认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经营者擅自转移查封、提押财物的，可处以被转移财物的价款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价款无法确认的，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经营者有本条例所列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其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致使违法所得难以确认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被检查的经营者拒绝、阻挠监督检查部门行使职权，或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的，责令其改正，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被处罚后，继续从事同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当从重处罚。
第五十六条 监督检查部门的罚没财物，按有关规定上缴财政。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监督检查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挠监督检查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对监督检查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将封存、扣押的财物，公开拍卖或由物价部门估价后抵缴，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支持、包庇、纵容不正当竞争行为，给予行政处分；监督检查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1998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