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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救济机制中的前置程序

作者：谷辽海
来源：http://www.liaohai.com.cn

自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后，两年多来的政府采购活动，往往将质疑程序作为质疑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简称为政府采购救济机制中的前置程序。实践中，质疑供应商如果未经过这一前置程序，行政主体一般就不受理投诉。

2004年8月11日，我国财政部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根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做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在质疑程序前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受理投诉案件以质疑程序的经过为前提条件。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若不受理质疑申请，或在法定期限内不做出答复意见，在此情形下，表明争议没有获得解决，甚至还可能存在采购主体的某种违法乱纪行为。此时视为质疑程序前置阶段已经过，允许相对人求助于行政救济途径，即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予以受理。

虽然质疑程序前置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通过采购主体与供应商之间双方自行解决争议，它可以化解一些内部矛盾，使某些纠纷平息于质疑阶段，避免行政投诉程序的提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行政管理资源。但是，质疑程序前置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法律救济途径的权利。例如《处理办法》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又如《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投诉人是参与所投诉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投诉书内容符合本办法的规定；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行政规章的这些规定内容将供应商质疑途径作为供应商寻求行政法律救济之前的初始阶段和不可缺少的一道程序，从而剥夺了法律所赋予供应商可以寻求多元救济途径的选择权。这样一来，我国政府采购立法对弱势群体供应商所赋予的倾斜保护权利无形之中被化为乌有。行政规章前述所明确规定的质疑前置程序，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内容相冲突！从我国政府采购法立法初衷来看，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采购对象的众多权利或称权力，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且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经常遭遇政府采购主体的侵害。为了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其中之一就是有权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主体有决定供应商的资格、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评标标准和方式、评标和定标结果等等权利。虽然与供应商都是属于政府采购当事人，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地位，但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客观上并不平等。故我国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选择各种救济途径的权利。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质疑与投诉的内容，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答复的等等问题，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或者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也可以不提出。这里供应商选择救济的权利是任意性法律规范，是否行使的权利由供应商自由选择。我们再来看法律对采购主体以及行政主体的义务性规范。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对于供应商的质询，都应当及时做出答复，而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也是应当及时做出处理。笔者从法律赋予供应商的数个“可以”以及法律对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多个“应当”进行对比，在政府采购救济途径方面，供应商享有的基本上是权利，而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所应承担的更多的是义务。由此可见，我们不难明白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和对供应商合法权益的倾斜保护。然而，财政部出台的《处理办法》这部行政规章却妨碍了法律赋予供应商的多元救济途径。这里笔者还需要指出立法所存在的缺陷。从现行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对于质疑程序中，就供应商所提出的询问、质疑，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都有法定义务及时做出答复和处理。然而，作为一种义务性的行为规范，相对人如果不遵守这一行为规范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中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相关的行政规章也没有给予非常确定的答复。无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是难以建立起良好法律秩序的。故我国立法对采购主体所规定的质疑程序中的义务性规范，执行起来无相应的法律责任保障。

财政部关于质疑程序前置的行政规章内容除了与我国《政府采购法》存在着抵触，还与我国其它法律相冲突。由于政府采购法中缺少公开招投标的相应章节，而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是公开招投标，故实践中的许多案件都须援引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而招投标采购方式所引起的争议，虽然是属于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主管范围，但我们又离不开《招标投标法》的调整，包括招标投标的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采、供之间的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可非常遗憾的是，我国财政部颁发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中的质疑程序前置与我国的上位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发生了严重的撞车和冲突。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两部法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内容不得与前述两部法律发生任何的冲突。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的内容相矛盾、相抵触。行政规章的内容如果与法律相冲突，那么抵触的内容必然无效。为了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笔者认为，必须废除行政规章中无效的内容，从而有利于维护我国政府采购法的严肃性，以保证全国政府采购市场在统一的法制轨道上健康地运行。
(注：本文出自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一书)

浅析抢劫小型出租车行为的认定

苏占海 马学文


　　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交通运输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近年来，抢劫罪的行为手段越来越趋于动态化，即在公共交通上抢劫，而刑法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行为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幅度内量刑。但是，理论界却有人认为，公共交通工具应当包括出租车即城市“的士”，因而出租车乘客抢劫出租车司机就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指在营运中的公共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出租车等面向公众的交通工具上，以乘客、司机、售票员为抢劫对象，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上抢劫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指城市公共汽车、长途客车等等。我们知道，公共交通工具是群众的代步工具，往往聚集的人较多，而且运行之中，因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应予以严惩。
以上观点，仅是对出租车的聚众性作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有很深的理论折止性，但我个人更趋于不应将小型出租车包括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其主要理由有：
　　1.从出租车本身的特性和用途上看。出租车并非大众型的代步工具，它只是城市中的少数人所享用的一次载客型工具，它的服务对象总是特定的一人或数人，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出租车只能属于特定范围内的公共交通工具。
　　2.从作案主体的数量上看：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行为人在一般情况下，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人，它属于必要共犯，其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个人犯罪，必须给予从重处罚。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在出租车上对司机实施的抢劫，单个人是完全可以实施成功的，不会产生共犯的问题。
　　3.以抢劫出租车的对象上看，出租车是公共交通工具，具有营运性、大众性，但这只是出租车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我们不能就此得出抢劫出租车的行为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因为抢劫出租车的对象是特定的，是单个的司机，而不是抢劫出租车上的不特定的乘客。它不具有“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所指对象的大众性和不特定性的特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虽然针对的对象包括乘客、司机、售票员及其所拥有的财产及其携带的财物，但是行为人主要针对的对象应当是不特定的多数乘客及其钱物。因为抢劫一个出租车司机和抢劫多数乘客所冒的风险和所获取的财产收益是完全不相同的。
　　4.从行为人主观故意和目的上看：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抢劫不特定的他人财产的故意和非法占有他人巨额财产的目的。行为人之所以选择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因为在交通工具上存在许多人，并且每个人都会具有或多或少的财产。如果抢劫成功，将会获得很多财产，而在出租车上抢劫的行为人主要是看到出租车司机的财物，且其警觉性不高，对其下手较容易。行为人在主观上只具有抢劫出租车司机个人的犯罪故意和目的，其获取财物的期待数额，在主观上也是不确定的。
　　5.从抢劫行为造成的结果上看：行为或手段的最后性皆隐含在一定的结果当中，只是造成的程度不同。因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行为，无论其直接结果还是间接结果都是抢劫出租车司机的行为所不及的。首先，从直接结果来看，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行为，总会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它不仅现实地危及了交通运输安全，而且直接地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利益。其次，从间接结果来看，由于交通工具的迅捷性，以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乘坐的人员数量大，一旦有抢劫案件发生，必将很快扩大影响，使人们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怀疑，进而对我国国家权力机构产生疑问，至此延伸，必然会导致社会、国家或地区的局部不安，人们因此对交通运输的安全性产生恐惧。但是从抢劫出租车的后果来看，直接的原因在于受害人是特定的个人，其损害结果往往表现为司机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扩展性不大。其间接上对一个出租车的抢劫行为的扩放性，必然对其他出租车司机造成不安全感，至于它对乘客、公众的影响就太小了。
　　综上所述，出租车作为城市中少数人的代步工具，它的时空性不大，影响力较窄，社会危害性较小。况且，对此类案件，有不少事被告人采取言语威胁或轻微暴力的情况下受害人被迫交出财物的，其金额也不确定，有大有小。因此，出租车不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对出租车抢劫不应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