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关于印发１９９５年城乡各种福利院床位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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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公司僵局与公司压迫的区别

王斌周 山西圣合律师事务所 (本文节选自作者硕士论文)

公司僵局实质上由于公司股东或董事的利益冲突，造成股东会或董事会在一段时期内无法就包括公司经营决策在内的重大事项有效通过决议而引发公司治理陷入停滞和瘫痪的事实状态。其法律特征主要包括僵局主体利益预期的同向性、僵局行为本身的非违法性、非违约性以及公司治理结构陷入瘫痪。然而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经常将公司僵局与公司压迫混为一谈，许多论著和案例经常将公司控制股东的压迫以及滥用公司财产等行为所导致的股东关系“僵化”表述为“公司僵局”，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公司僵局的上述特征，不当地扩大了公司僵局的适用范围。因此，在理论上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厘清。

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第14.30节规定的法院强制解散公司情形除股东会和董事会僵局外，还包括：“……（ii）董事或者控制公司的人已经、正在或者将会以非法的、压迫的或者欺诈性的方式行为；……（iv）该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者浪费。” 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公司压迫的外部表现。对于公司压迫，可从广义和狭义上分别加以理解。广义上的公司压迫，可根据控制股东压迫行为方式的不同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公司控制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从事利已性关联交易、滥用或浪费公司财产等严重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二是控制股东直接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而后者亦即狭义上的股东压迫行为，有学者又将其分为压制行为和逐出行为， 这显然是从压迫目的出发所作的进一步分类。实践中，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压迫可能体现为狭义意义上的直接压迫，也可能体现为利用利已性关联交易、滥用公司财产等方式形成的间接压迫，甚至会出现二者的混合，但无论哪种压迫行为，都必然伴随着冲突各方利益的逆向激烈对抗以及控制股东对公司运营的单边主导，这显然都不是公司僵局的特征。

至于公司僵局与公司压迫的联系，则主要表现为二者具有趋同的形成原因，即股东由于经营理念不同或在公司经营或控制权问题上相互猜疑等原因所产生的情感上的不合。若这种情绪对立导致公司股东会议或董事会议在一段时期内无法有效通过关于公司经营重大事项的决议、并致使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陷入瘫痪时则形成公司僵局；而当这种情感危机恶化到一定程度，演绎为控制股东一方完全无视中小股东权利的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压迫的方式侵犯中小股东利益时，则形成了公司压迫，正如美国公司法学者罗伯特•W•汉密尔顿所说：“多数派很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来‘折磨’少数派，比如罢免他们所担任的带薪的职务，停止支付股利，让他们坐等一年，等等。” 需要注意，在控制股东直接侵害中小股东的大多数情况下，公司运转机制及对外经营状况仍保持正常，控制股东违反法律或章程的行为往往仅造成公司内部层面的股东利益冲突，而对包括公司职工、债权人等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影响不大；而在控制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以从事利已性关联交易、滥用或浪费公司财产等方式间接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场合，情况就变得尤为复杂，此时除中小股东遭受不利外，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往往也将面临巨大的利益损失风险。

参考资料：
1、沈四宝编译：《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2、Robert W.Hamilton，The Law of Corporations（West Nutshell Series），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转引自段威：《公司治理模式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3、郑泰安、杜渝：《公司僵局中的股东权益救济》，《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83页。

浅析新公证法(草案)的缺陷

池州市公证处 丁选旺


自1982年国务院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公证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来，我国的公证制度开始复建并蓬勃发展。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条例》所设计的制度框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需要，公证业务基本靠当事人自愿申办和公证机构的开拓，制约着公证监督性、预防性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且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已经远远突破了《条例》所规定的内容，在具体的公证程序上也越来越多地遇上了无法可依，也无规可循的尴尬局面。随着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和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公证立法倍显紧迫,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草案)在数易其稿后,终于2004年12月25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被提交审议,虽未被通过,但显示了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对此法的高度重视。2005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再次把公证法列入今年立法计划。现在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未被通过的公证法草案,对其存在的缺陷进行研究探讨,或许对公证法(草案)的修改和完善有所裨益。笔者认为公证法(草案)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草案对公证机构的性质未明确，对公证机构定位不清。草案第五条规定的“公证机构依法设立，独立行使公证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回避了公证机构的性质，而性质是公证机构的灵魂。如果公证机构的性质不明确，这部法律就没有了基础，也难以制定出一部好的公证法。实践证明，公证机构定性不明是影响公信力的首要因素。我国现在公证处的改革方向是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事业单位，属于国家机构的范畴。但其收支却没有列入财政预算，而是自收自支，公证处要养活自己，就必须自己挣钱。将公证机构定为非盈利性事业单位等，使公证处的独立性在现实中无法体现；另一方面因利益关系，片面招揽业务，加剧了不正当竞争。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要求确保公证机构的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又要求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叫广大公证员及公证处如何适从! 应该将公证机构定性为国家专门证明机构，从司法行政机关剥离,实行行业管理、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指导，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公证的作用，提高公证的公信力。
其二、公证范围的设定不利于公证事业的发展，应设立法定公证事项。草案第十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的表述,看我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寥寥无几可供支持。而在目前环境下，设立法定公证事项,这对公证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是公证法的权威所在。从全国已颁布的省公证条例、规定（如黑龙江、宁夏、安徽、贵州、云南等等）来看，这些省公证条例、规定都规定了一定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公证的法定公证事项, 这对各省的公证事业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各地的公证机关及广大公证员依靠地方立法，积极开拓公证业务，成效显著。如果这部没有设定法定公证事项的草案一通过,各省在过去所立的条例、规定与公证法相冲突，现巳开展的许多公证业务失去了依据，后果不堪设想，公证事业的发展将会停滞甚至倒退。
其三、草案对公证当事人的相关行为缺乏制约。我国公证的执业活动一直缺乏有效保障，对公证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在公证员面前作虚假陈述或有关单位协助当事人欺骗公证处的行为都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一旦出现问题，全归责于公证员，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在草案的法律责任这一章节中应该增加一条：“公证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作虚假陈述的或者有关单位协助当事人欺骗公证处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四、草案应该赋予公证员调查权，而不仅仅是“核实权”。草案第二十七条规定：“公证机构应当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有关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或者委托异地公证机构代为核实，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核实”作何解，核对一下是否属实？但很多公证的事项仅靠核对是不能保证法律行为或事实的真实性的! 《条例》、部门规章以及各省条例、规定都对公证员的调查权作了明确规定。而在实践中,公证员在办理公证事项时,经常要行使调查权,这是对所办的公证事项负责,是对行使国家证明权负责,更重要的是公证员的一项基本权利! 例如:在办理继承权公证中,我们经常遇到当事人要求公证处到某银行调查被继承人的存款情况(现实生活中确有因被继承人猝死等原因,而继承人找不到存单的情况)并提供可靠线索的,这时仅靠核实而不去调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应将草案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公证机构应当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有关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需要对公证的事项进行调查时,有权依法查询有关档案、资料、资产等情况,对物证或者现场进行勘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
其五、草案应该明确由公证机构统一行使国家证明权。当前我国公证与鉴证、见证、监证并存，而且是“证出多门”,笔者认为，各部门的利益关系为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国家证明权应该统一，应明确由公证机关统一行使国家证明权,其目的在于改变“证出多门”的混乱局面,保障公证法律制度的严肃性。
其六、草案中对设立公证处的起点定得太低。草案第七条规定公证机构的设立条件之一为：“有2 名以上的公证员”，作为一个公证处，最低应由3名以上的执业公证员组成。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将公证处归类到中介机构中,而我国的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机构都规定最低由3名执业人员组成,是符合中介机构特点的。另外，如果公证处只有2名公证员，那草案第九条所规定的“公证机构的负责人应在有3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公证员中推选”，在现实中又将如何操作？
其七、草案中应对其它相关事项进行设定。草案第五条要求公证处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承担不了又怎么办？有关公证处撤销、停业或破产及其遗留的问题怎么解决（如债权债务、档案、撤销后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等），公证处的领导机构是哪个部门等等,草案中都没有涉及，应予以完善。
作为一名中国公证人,期望再次被提请审议的是一部全新的公证法（草案），并将最终获得通过。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公证法将为中国公证制度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引导中国公证事业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