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中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分局执法权限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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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和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两个若干问题解答的通知

1987年7月21日，最高法院

通 知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法院，各海事法院：
现将《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发给你们，望在经济审判工作中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和意见，请及时报告我院．
1987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一、关于合同签订人未持正式的授权委托书签订合同，其代理资格和权限应当如何认定问题
经济合同法第十条规定：“代订经济合同，必须事先取得委托单位的委托证明，并根据授权范围以委托单位的名义签订，才对委托单位直接产生权利和义务．”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对于有些单位授权本单位的业务人员或者委托外单位的人员签订合同，但未给予正式的授权委托书的，合同签订人的代理资格和代理权限应如何认定，须作具体分析：
（一）合同签订人用委托单位的合同专用章或者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代理权．委托单位对合同签订人签订的合同，应当承担责任．
（二）合同签订人持有委托单位出具的介绍信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代理权．介绍信中对代理事项、授权范围表达不明的，委托单位对该项合同应当承担责任，合同签订人应负连带责任．
（三）合同签订人未持委托单位出具的任何授权委托证明签订合同的，如果委托单位未予盖章，合同不能成立，责任由签订人自负；如果委托单位已经开始履行，应视为对合同签订人的行为已予追认，因而对该项合同应当承担责任，需要继续履行的应当补办盖章等手续．
二、关于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如何认定问题
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业章和合同书是单位对外进行活动的重要凭证，不得借用，更不得借此非法牟利．对借用其他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出借单位与借用人对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负连带责任．出借单位收取的“手续费”、“管理费”，应作为非法所得予以追缴，上交国库．
借用人与出借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承包关系，且借用人签订合同是进行正当的经营活动，则可不作为无效合同对待．但出借单位应当与借用人对合同的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负连带赔偿责任．
合同签订人盗用单位的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经济合同的，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一切责任应由盗用人自负；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三、关于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如何适用问题
国务院于1985年3月13日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简称国务院［1985］37号文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业部和国家物资局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1985］37号文件，规定了禁止就地倒卖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品种范围．据此，对于在国务院［1985］37号文件发布后签订的经济合同，凡是违反37号文件规定的，应当一律认定为无效合同．对于在国务院［1985］37号文件发布前签订的经济合同要区别不同情况，适当处理：
（一）合同签订时，合同内容违反当时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二）合同签订时，合同内容并不违反当时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且在国务院［1985］37号文件发布前已经履行完毕的，可以认定为有效合同．
（三）合同签订时，合同内容虽不违反当时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但是在［1985］37号文件颁布后，合同内容违反文件规定的，如果是部分没有履行，应当宣布合同终止履行；如果是完全没有履行，应当依法解除合同；对有关财产争议，可按实际情况处理．
四、关于超越经营范围或者违反经营方式签订的经济合同是否有效问题
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济组织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或者主管机关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经营活动．超越经营范围或者违反经营方式所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例如：非法经营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零售商经营批发业务的；代销商搞经销的；只准在特定地区内销售的进口商品，未经批准私自流入其他地区的，等等，均应按无效合同处理．全部为超营项目的，全部无效；部分为超营项目的，超营部分无效．
五、关于无实际履约能力的工商企业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如何认定问题
订立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具有与其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自有资金和履行合同、承担责任的能力．现在有些工商企业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取得了营业执照，但是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仍与其他单位签订经济合同，其行为具有欺诈性质．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因此，对于这些无实际履约能力的工商企业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
有些工商企业，签订的经济合同虽然超出了自有资金或者已有的货源，但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内通过正当渠道可以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或者经过努力，可以落实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货源的，则可以定为有效合同．
六、关于订立假经济合同、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转包渔利等违法行为如何认定问题
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为了规避法律，达到非法的目的，采用欺骗手段，订立形式上合法而实际上不准备履行的经济合同，是假经济合同．对于假经济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将自己签订的经济合同或者从他人转手得到的经济合同，加价转卖给第三人，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是倒卖经济合同．对于倒卖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实践中，要注意区分非法倒卖经济合同与合法转让经济合同的界限．合法转让是取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转让的目的是使合同能继续履行，而不是为了牟取非法利益．
合同当事人自己无资金，无货源，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合同标的不过手，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是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对于买空卖空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实践中，要注意区别买空卖空与一时缺少履行能力的界限．供方当事人虽无现货，但它是生产该种货物的企业或者有正当货源保证的经营该种货物的单位，只是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暂时未能供货的；需方当事人一时部分资金短绌，经过努力即可解决的，不应视为买空卖空．
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的承包方、加工承揽合同的承揽方未经发包方、定作方的同意，擅自将合同转包给第三人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是利用经济合同转包渔利．对于转包渔利的经济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要注意不要把合法分包与非法的转包渔利相混淆．
订立假经济合同、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转包渔利都是违法行为，其非法所得应予收缴，并可根据情节，依法给予罚款等制裁；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七、关于连环购销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问题
所谓连环购销合同，是指以同一标的签订一连串的购销合同，即需方与供方签订购销合同后，又以供方身份就同一标的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以此类推，各个购销合同之间形成一种连环关系．各个购销合同的效力如何，要根据该合同本身的具体情况认定，即从合同的标的物、法人资格、代理权限、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订约意思表示等方面分析，依法确认合同是否有效．
八、关于给付定金问题
（一）关于给付定金的适用问题．定金是对合同履行的一种担保，是否采用这种担保方式，由合同当事人自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及《加工承揽合同条例》，对给付定金问题作了规定．《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对给付定金问题虽然未作规定，但是根据经济合同法第十四条“当事人一方可向对方给付定金”的规定，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当事人自行约定给付定金的，应当允许．
（二）关于定金的数额问题．定金的数额，条例有具体规定的，按规定办理；允许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从其约定．例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勘察任务的定金为勘察费的30％，设计任务的定金为估算设计费的20％”。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必须按照具体规定的数额办理．《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第九条规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定作方可向承揽方交付定金．定金的数额由双方协商确定”．因此，加工承揽合同的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定金数额，如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允许．
（三）关于不完全履行合同是否适用定金罚则的问题．《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十七条第六款和第十八条第六款规定，供方不完全履行预购合同的，应加倍偿还不履行部分的预付定金；需方不完全履行预购合同的，无权收回未履行部分的预付定金．其他允许给付定金的各类经济合同不完全履行的，也可以照此办理．
（四）关于定金与违约金能否并用问题．定金与违约金的性质不同．定金是一种担保方式，而违约金是对违约的一种制裁和补偿手段．所以合同的一方可以在对方违约时既要求对方偿付违约金，又要求按定金罚则处理定金问题，只要法律和法规没有相反规定，就应当予以保护，但并用的结果应以不超过合同标的价金总额为限．
九、关于违约金的适用问题
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经济合同时，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对于各类经济合同在何种场合应当如何偿付违约金，国务院发布的有关经济合同的实施条例或者实施细则作了具体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时，对于违约金的支付，应当根据有关的经济合同实施条例或者实施细则中的规定，作出处理：
（一）条例或者细则具体规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未允许当事人另行约定的，例如《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五项、第三十六条第三项和第四项，《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和第五项，《借款合同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五项，规定逾期交货、逾期提货、逾期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加收罚息等规定偿付违约金，或者按价金（酬金）总额的一定比例偿付违约金．当事人违反这些规定，在合同中另行约定违约金的，应当确认其为无效，并仍按条例的规定办理．
（二）条例或者细则规定了违约金的比例幅度，同时又允许当事人在此法定比例幅度内商定具体比例或者数额的，例如，《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十七条第一、二、四项和第十八条第一、二项，《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第十三条第二项第四目，《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就是如此．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如在法定比例幅度之内，应承认其为有效；超出法定比例幅度的，超出部分应当确认为无效；低于法定比例幅度的，应当按法定的最低限执行．
（三）条例或者细则虽然规定了违约金的数额，但又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另行约定，不受其限制，或者规定当事人的约定优先于法定的，例如，按照《仓储保管合同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在法定违约金的范围以外自由商定违约金的数额．对于当事人的此种约定，应当承认其为有效．
（四）条例或者细则对违约金不作具体规定，完全由当事人自行约定的，例如《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目和第二项第四目规定，承包交付工程的时间不符合规定，或者发包方超过合同规定日期验收，按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的规定偿付逾期违约金．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此种约定，应当承认其为有效．
但是，在（三）、（四）两种情况下，为防止当事人滥用自行约定的权利，违约金的数额一般以不超过合同未履行部分的价金总额为限，对超出部分，可不予保护．
十、关于乡（镇）、村举办的企业资不抵债如何处理问题
乡（镇）、村举办的企业由于亏损等原因资不抵债或者倒闭的，其所遗留的合同债务，由谁负责，应当区别对待：该企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应当由该企业自行负责；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应当由其主管部门负连带清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一、关于连环购销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
连环购销合同大多跨越几个地区．一个合同发生纠纷，往往会牵动其他合同．对于连环购销合同纠纷案件，一般仍由各有管辖权的法院分别处理，必要时可将前后合同中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列为本案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如果这种连环的购销合同已由几个法院分别审理，各法院相互之间应主动联系配合，并可就管辖问题进行协商．如果经过协商，认为将连环购销合同纠纷纳入一个诉讼更有利于处理的，也可由一个法院统一管辖．连环购销合同涉及犯罪的，应按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二、关于解决管辖权争议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据此，同属一个地、市辖区的两个基层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由该地、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同属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个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由该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个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应当上报各自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由两个高级人民法院协商解决；两个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协商仍解决不了，应各自具陈意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案件的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向受理该案的法院提出．受理该案的法院在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之前，应先审议当事人对管辖提出的异议，就本法院对该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问题依法作出书面裁定．裁定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在二审法院确定该案的管辖权后，即应按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三、关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村举办的企业和街道举办的企业关闭后，由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的问题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村举办的企业和街道举办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管理体制变革而关闭的，有关它们的诉讼应由其主管部门或者主办单位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四、关于不具备法人条件的联营组织或者合伙组织进行诉讼由谁作为当事人的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经济联合体，有的是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联营，有的是两个以上的公民的合伙经营，但都是按照联营或者合伙的协议组合的，在联营或者合伙的协议中，规定了联营或者合伙各方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这类不具有法人条件的联营组织或者合伙组织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诉讼到法院时，起字号的，以其依法核准的字号作为诉讼主体，由该组织的负责人为诉讼代表人；未起字号的，应由组成该联营组织的各方或者合伙组织的合伙人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联营方或者合伙人众多的，可以推举代表进行诉讼，该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联营方或者合伙人发生效力．
五、关于非法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空白合同书的出借人与借用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企、事业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章的空白合同书，仅供本单位正常业务专用，不得互相借用．非法出借本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章的空白合同书供他人签订经济合同的，不论出借人出于何种目的，就该经济合同而言，出借人已成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它与借用人在有关该项经济合同的诉讼中，应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如果出借人与借用人是被诉方，应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借用人起诉，而出借人未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一条的规定，通知出借人参加诉讼．
六、关于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保证人向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按照约定由保证人履行或者承担连带责任．”经济合同法第十五条也规定：“保证单位是保证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的关系人．被保证的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时候，由保证单位连带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因此，在诉讼中，应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人代替被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保证人追偿．如果被保证人已经终止或消失，则可将保证人作为被告．
七、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问题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有权了解原告起诉、被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并向人民法院递交陈述意见书，陈述自己对该争议的意见．开庭审理时，人民法院应当用传票传唤其出庭．在庭审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陈述意见，提供证据，参加法庭辩论．如果经过两次合法传唤，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中确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当承担的义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必须执行；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八、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如何着重调解的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也应当着重进行调解．但是调解不是必经程序．对于经济行政案件、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以及有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不能调解．在处理案件时，是调解还是判决，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能调则调，该判则判．既不能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久调不决；也不应能调不调，一判了事．
调解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只调不查或者先调后查．不论是调解结案还是判决结案，在确认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是非责任方面，应当是一致的，不能无原则地“和稀泥”，或者因为是调解结案而回避违约的过错责任．
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合法，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疏导，促使当事人自觉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不得强迫调解或者变相强迫调解．调解结案同判决结案可以在处理结果上有所差异，但不得违反法律和政策．


也谈劳动法适用范围的扩大
——与吴忠民先生商榷

姚岚秋

2004年2月19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吴忠民先生的《劳动法亟待修改》（以下称“《劳》文”）一文，主要谈了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强化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以及完善集体合同制度等三个问题。笔者拜读之后，对吴先生关于扩大劳动法适用范围的论述有不同看法。
吴先生在《劳》文中称，作为面对所有社会劳动者的《劳动法》，理应具有普适性，而“大部分在农村中耕种土地的农业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相应地，农村大部分劳动者同劳动相关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也就无从谈起了。”并且，“这种作法的结果，必定会形成大面积的、厚此薄彼的身份歧视现象，固化中国社会已有的城乡二元机构，妨碍城乡的协调发展，妨碍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推进。”笔者对吴先生扩大劳动法适用范围的主张非常赞同，但认为将农业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并无可取之处。
在这里，吴先生误读了劳动法中“劳动者”的内涵。“劳动者”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在社会学和法学上各有不同的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在社会生产领域从事劳动、获得一定职业角色的社会人。1按照这一定义，凡是以从事劳动获取合法收入作为生活资料来源的公民，不分劳动的内容、性质和地位与身份，都可称为劳动者。 这样，不仅普通工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是劳动者，而且农民、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也可以说是劳动者，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均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吴先生即作此种理解。但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有所不同，法律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必须纳入到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劳动关系中加以界定。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的所有和使用发生了分离，即劳动者把自己所有的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用人单位，由单位在劳动过程中管理和支配，由此双方形成劳动关系，进而受劳动法的调整和规范。可见，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在劳动关系中与劳动力使用者——用人单位相对应的一方主体，具体来讲，是指按照法律和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2如果脱离了“用人单位”这个范畴，就无法清楚地界定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综观世界各国的劳动法，除非在企业化的农场里从事有组织劳作的农业工人外，分散地、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者（即农民），从来都没有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道理很简单，农民没有用人单位，他们自己支配自身的劳动力，自己安排自己的劳动过程，他们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这种特征在小农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地位的我国农民身上体现得尤其充分。因此，笔者以为农民不应被纳入《劳动法》中“劳动者”的范畴（当然，当农民兄弟们进了企业成为“农民工”时就另当别论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者的权利就可以被漠视，城乡二元机构就应当被固化，农村劳动者同劳动相关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可以通过与“三农”问题有关的法律，比如《土地承包法》、《耕地保护法》、《村民自治法》、《户籍法》等来解决。如果张冠李戴，不仅仅是贻笑大方的问题，随之带来的法律关系的紊乱，法律体系的错位就不是小事情了。
反过来，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既然在劳动法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笔者以为，与其盲目缩小劳动者的内涵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不如另辟奚径在用人单位身上作文章。
现行劳动法就是通过列举“用人单位”的方式来划定“劳动者”的外延的。《劳动法》第2条规定，用人单位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也可称为“用人单位”。相应的，只有在这五种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才可以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可以看出，上述“用人单位”的共同特征是：依法招用和管理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支付劳动报酬的社会组织。3在1994年制定劳动法时，只有这五种社会组织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壮大，各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劳动法》列举的五种组织显然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用人单位”的外延。现举两例：非正规就业组织，即城市中的就业困难群体为生产自救而组成的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小规模的生产或服务组织，4如各种社区服务业、家庭工业和小型工艺作坊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即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即原来所称的“民办事业单位”），5如民办学校、民办养老院等。前者类似于企业但不像企业那样组织化和固定化，反映到劳动关系上也没有企业那样正规和稳定，尤其是劳动关系双方一般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管理相对松散。而后者类似于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和业务范围，但又不具有事业单位的国有性质；虽与民办社团一样具有民间属性，但其财团法人的机制又与社团的组织和运作模式格格不入，以传统的眼光来看，更加显得“四不像”。尽管已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规范性文件对这两类新型社会组织的用工行为作出了规范，但并不认为它们属于《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所以至今其从业人员仍游离于《劳动法》之外，成为劳动者队伍的边缘群体。曾经就有一位民办幼儿园教师因怀孕被辞退，她走遍中国所有的法律程序，但最终告状无门。显然，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非正规就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列为《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以此让它们的从业人员成为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存在雇佣行为的家庭或个人。最近几起家庭保姆在家政服务过程中受伤却找不到法定“埋单人”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使得家庭能否构成用人单位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现行《劳动法》之所以将家庭排除在“用人单位”以外，最主要的理由是家庭不具有“社会组织”的组织形式。笔者以为，用人单位最关键的特征是与劳动者形成隶属管理关系并支付报酬，“社会组织”只是其外在形式之一，从理论上讲，是否具有组织化的形式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用人单位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既然已经被《劳动法》列为用人单位的个体经济组织绝大部分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那么存在非营利雇佣行为的家庭乃至个人也有理由被认定为用人单位。放眼海外，菲律宾劳动法以及香港地区的雇佣条例都将保姆纳入劳动者的范围，我们的《劳动法》也应当顺应时代要求将存在雇佣行为的家庭认定为用人单位，保姆也就有了法定的“埋单人”。
综上，如果在修改《劳动法》时把上述三种用工主体列入用人单位的范畴，就可以扩大《劳动法》保护范围。当然，立法的具体情况还要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大众心理的接受度等各种因素而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通过适当地缩小用人单位的内涵，以此来扩大劳动者的外延，可以在更广阔的维度上实现社会正义。

注释：
1《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编写委员会编《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41页。
2董保华著《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3董保华著《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4参见2003年六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规范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管理的若干意见》。
5参见宋大涵主编《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作者：
姚岚秋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法律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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