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抓好扭亏增盈的几项具体规定
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抓好扭亏增盈的几项具体规定
吉林省人民政府
一、切实抓好亏损企业的班子建设。对那些合力不强、素质较差、管理无方、开拓无招的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能扶助的扶助，该调整的调整。要从多方面选择懂管理、善开拓、有招数、会治厂的人充实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各级政府、企业主管部门要下功夫一户一户地解决好这个问
题。
二、省、市、县各级主要领导都要落实包保重点亏损企业责任制。要脚踏实地地深入企业，摸清底数，查清原因，研究对策，分别从企业管理、工艺技术、设备状况、质量管理、基础工作等方面入手进行诊断，一项一项地做出攻关方案，组织和带领广大职工认真实施。凡属领导包保的
企业，都要设置联络员进行监督考核，不变面貌，绝不撒手。这一条要做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各级政府、各部门要下大力气帮助企业抓好新产品开发，认真搞好产品结构调整。对起点高、见效快的新产品，财政部门要拿出一块资金，用于借款或贴息；银行部门要在贷款上予以优先保证；税务部门按有关规定给予减免税照顾。有关科研单位或大专院校，要与亏损企业建立技
术转让关系，受益单位要对转让科研成果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相应奖励或效益分成。
四、通过联合兼并促进扭亏增盈。要在各方面实行优惠政策，以促进企业的联合或兼并。
（一）被兼并亏损企业生产的产品所实现的利税，全部留给兼并企业用于外理被兼并亏损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直至处理完毕为止。
（二）被兼并企业占用银行贷款，可在一至三年内计息不加息，遇有特殊情况，可采取一事一议办法解决。
（三）兼并企业因兼并亏损企业而减少利润，不影响经营者的经营成绩，不减少原厂职工个人收入；减少利润部分，视为实现利润照提福利、奖励基金。被兼并亏损企业效益一时上不来的，职工收入可略低于兼并企业。
五、根据《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企业继续生产积压产品的通知》（国发〔1991〕35号）精神，对于基本没有生产手段或设备极端落后、产品质次价高、平均产销率在50％以下、改造无方向、扭亏无指望、兼并无对象的亏损企业，要限期进行整顿。整顿无效的，由各级政府下达
关停指令，关停期间由财政核拨维护费，银行贷款按有关规定处理。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改变面貌的企业，按《破产法》外理；企业职工由人事、劳动部门部帮助安排就业，安排不了的，接近退休年龄的提前退休，不够退休年龄的，由企业主管部门帮助广开生产门路，开展生产自救，鼓励自
谋职业或等待就业。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做好关停企业的善后事宜，采取待业保险等措施，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确保社会安定。对一些长期亏损、又无法兼并调整的企业，在落实债权、债务之后，可以划小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小型亏损企业也可以划为预算外管理，实
行租赁或拍卖。经营者要保证国家资产不受损失和职工的基本工资。凡是增加亏损的企业或没有扭亏的企业，一律不得发放综合奖，工资要从严掌握，一律不得上浮。为鼓励尽快扭亏，对去年亏损，到今年年底全部扭亏，奖金有来源并经审计核实的企业，可发放企业最高限综合奖；对比去
年减亏70％以上的企业，可发放二个月职工平均工资的综合奖；对减亏在50％至69％的企业可发放一个月的综合奖。具体事宜由主管部门和劳动门掌握。
注：此规定是省政府根据《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吉发〔1991〕14号）制定的，以吉政发〔1991〕42号文发布。
关于扩大销售的几项具体规定
一、对销售人员的奖励，各级工商企业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厂一策”、“一品一策”的办法，提取销售费用的比例可视产品滞销程度、积压时间长短、回款快慢而定。实行销售大包干的企业，在包干费用中可扣除非工资性开支，但原则上不超过60％；其余部分作为个
人所得，按企业平均工资计入工资总额。个别企业如有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扣除比例，以确保销售人员的收入。具体办理程序仍按《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搞活经济促进当前工业生产发展的若干规定》（吉政发〔1990〕42号）执行。
二、在省内实行社会全员销售，凡对直接帮助企业销售超储、积压、冷背、呆滞产品的人员，均可享受该企业有关奖励待遇，并视同企业人员履行各种手续。
三、对企业清欠回来的各种实物，经地方企业主管部门会同工商、税务部门认定后，出据证明，销售时可不缴纳营业税和市场管理费等；属于原材料的物资，允许企业一次性经营和出售。
四、以税大利小的企业，因降价处理积压产品完不成利润承包计划的，用增加的税收来抵补减少的利润。涉及两级财政的，也要执行这一规定。
五、对催收一九九一年三月底以前欠款的有贡献人员，实行奖励政策，由企业根据欠款时间长短、额度大小、清欠难易程度自行确定奖励办法和奖励金额。这部分奖金不征个人收入调节税，突破企业工资计划部分，可不计入工资总额。
六、取消对省内生产的彩色电视机的专营。农药、农膜、小化肥在坚持专营的基础上，由工商双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定购的必须按合同执行；合同订购以外的，允许生产企业在省内外自行销售。在省内销售部分必须执行环节价；向省外销售的价格，由企业自行确定，专营部门要提供
一切方便。
七、凡属省和省以下管理价格的品种，按省政府和物价局的有关文件执行（国营商业企业“四放开”试点单位除外）。省里确定放开的品种，各地必须坚决执行，一律不得截留。
八、对国合商业及生产经营部门的经营范围、经营品种、经营方式，除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品种外，均实行放开经营，但对扩大的经营范围和品种，需向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必须全面通开，不得搞任何形式的封锁。
九、凡购置用于生产、经营、科研、教学、医疗的控购商品（包括省内生产的针绵织品、彩电、冰箱、摩托车、自行车等控购商品，）只要资金来源正当均可购置。省内生产的书写纸、印刷纸暂不列入专控商品范围。各地规定的征收专控商品附加费可暂停征收。
注：此规定是省政府根据《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吉发〔1991〕14号）制定的，以吉政发〔1991〕42号文发布。
关于活化资金的几项具体规定
一、解开企业间相互拖欠的“债务链”。为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资金环境。
（一）继续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在各级政府清欠办公室的统一安排下，银行划出一定的规模和资金，按收款方余额留给企业一定比例回流资金的办法，进行各专业行系统内和跨专业行的省内重点行业清欠。
（二）千方百计筹集资金，解决好财政的欠拨、欠退、欠补问题。财政应拨、应退、应补的资金，应尽快拨补到位。当前，我省财政短收额较大，要节约开支，压缩各种费用，已经下达的压缩开支指标一定要完成。
（三）严格结算纪律，认真执行加罚滞纳金制度。按照国家关于严格结算纪律的要求，凡实行托收承付结算方式的企业，从九月一日开始，认真执行加罚滞纳金制度。各专业行实行行长责任制，认真督促实行。银行要认真审查拒付货款理由，把好拒付关口。凡收款方能证明是被无理拒
付的，付款方要按原托收付款期加罚滞纳金和付款。银行经办人能鉴定但仍同意无理拒付的，要承担一半滞纳金。银行要留足备付金，无论是因为备付金不足；还是经办人有意造成的压票、退票，滞纳金均由经办银行负担。
（四）推行商业票据结算，开展票据贴现、再贴现业务。没有实行托收承付结算办法，或销售计划外产品、平销产品、滞销产品的企业，购货方不能立即付款时，应由购货方开出商业汇票（可申请银行承兑），约期承兑。供货方可以拿票据到当地银行办理贴现贷款，专业行可以到人民
银行办理再贴现。
二、促销压库，降低资金占用水平。
（一）工商企业降价销售一九九0年底以前（下同）的积压产（商）品减少的利润，按完成同额利润计划考核。由于降价处理积压产品而出现减利或亏损的企业，要积极落实扭亏措施，银行仍按企业的原有划类等级予以贷款。
（二）降价处理积压产（商）品的损失，原则上当年外理完毕。损失额过大的，允许跨年处理，最长期限不超过三年。在规定处理期内，银行按基准利率收息。纳税有困难的，按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经报批给予减免税照顾。
（三）降价外理积压产（商）品后仍有利润的企业，在留利中提留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时，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可把降价减少的利润作为虚利润计入利润基数，不得因降价损失影响职工的奖金和福利。实行减亏包干的企业提留奖励基金，比照有利润企业的办法办理。
三、优化资金增量投向，盘活资金存量。
（一）以销定产，以销定贷。各地要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企业继续生产积压产品的通知》（国发〔1991〕35号）精神，对所属企业分类排队，除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外，按照产销率划分，超过80％的为畅销产品，50－80％为平销产品，50％以下的为滞销产
品。要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在贷款、投放、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供应上，优先供应畅销产品的生产，适量支持平销产品的生产，严格控制滞销产品的生产。
（二）对国家和省向“双保”企业和重点企业的倾斜资金必须及时足额到位；收回的贷款要优先满足这些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坚决扭转“抽肥补瘦”的倾向。在“双保”企业和重点企业内部，也要贯彻区别对待扶优限劣的原则，尽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对开发适销对路新产品的亏损企业要给予重点扶持，分期分批地安排小额技措贷款和科技开发贷款，同级财政部门视财力的可能予以适当贴息；对生产适销新产品所需的流动资金，在贷款发放上要予以支持，并在资金上要与“老包袱”产品分别管理，分别贷放和回收。
四、开拓资金市场，广辟资金渠道。
（一）工商企业可在职工自愿的前提下，发行企业内部债券。企业内部债券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利率最高不超过银行同期限居民定期储蓄利率的20％。内部债券筹集的资金一般只能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不足，凡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其投资项目必须纳入国家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
（二）工商企业可以向社会发行短期融资债券，以筹措短期流动资金。债券的期限为三个月、六个月和九个月，利率可在同档次储蓄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0％。企业短期融资债券可以委托金融机构发行，代理发售机构可按债券总额收取2‰以下的手续费。企业短期融资债券发行后，
可通过经营证券转让业务的金融机构上市转让。
企业发行内部债券、短期融资债券，要报经人民银行批准。企业一次发行每一种债券额在二百万元（含二百万元）以下的，由人民银行市、地、州分行审批；发行二百万元以上的，由人民银行市、地、州分行审批，报省行审批。人民银行要简化审批手续，服务上门，积极主动地帮助企
业解决资金困难，债券额度不足时，及时向国家申报追加计划。
（三）积极做好吸收外资、合资、合作资金工作，解决省内建设资金和生产流通资金的部分缺口。对引进外资有功人员可以适当奖励。奖金额可根据引进资金额度大小、期限长短、利率高低等情况，由各市、地、州自行确定。
五、切实增加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提高企业自有资金水平。
（一）所有企业都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将库存物资调价升值部分全部调增流动资金。
（二）工商企业要按规定将税后留利的10－15％的比例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对税后留利中按规定增补自有流动资金部分，给予免交“两金”的照顾。
（三）在不调整上缴包干基数的前提下，全省普遍实行按销售收入1％增补自有流动资金的办法（国家另有规定的7户省属企业除外），增补资金税前列支，一定五年不变。
注：此规定是省政府根据《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吉发〔1991〕14号）制定的，以吉政发〔1991〕42号文发布。
1991年8月13日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历史考察
秦德良
[内容摘要]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在扬弃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司法工作原则基础上，基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违法犯罪特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先后经历了l978年至1981年的确立时期，l982年至l990年的探索与实验时期，1991年至今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目前面临诸多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科学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确立时期 探索与实验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科学的刑事政策没有明确提出以前，我国虽然也强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走中共党委领导下政法专门工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但观念上却往往停留在狭义的治安概念范围内，治安问题都归咎于公安机关等政法部门。这种旧观念完全不适应新时期治安工作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猛增，大中城市青年犯罪问题尤其突出，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自1979年首次突破60万起大关后，1981年一举跃升到89万起，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确立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体制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转型社会初期的治安工作需要，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首先摆在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法部门的面前。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出要整顿好社会治安。基于这种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和原则，强调搞好社会治安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历经近10年的探索，到90年代形成了一系统体系。本文试图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勾画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以及每一阶段的特点。
一、l 978年至1981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
（一）初步提出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1978年，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期，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就提出要统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鉴于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以至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哪一个部门或哪几个部门在短期内所能完全解决的。所以，197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８个单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1979年8月，中共中央58号文件批转了该报告。指出：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动员，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门、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求在党委领导下，把宣传、教育、劳动、公安、文化等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通力合作，着眼于预防、教育、挽救和改造，积极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对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予以惩办。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这个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综合治理这一概念，但已经初步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二）两次城市治安会议明确提出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
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会议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六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197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彭真同志在全国治安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要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惩办相结合。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讲话强调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1979年12月3l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上海工作组关于整顿城市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实行打击与教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公安派出所着重抓好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工作。要深挖团伙，管理好放回社会的违法犯罪人员。要摸清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底数，组织帮助教育青少年。
1980年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l98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中央政法委的汇报，对当时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和加强工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指出：如何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全党要统一思想。针对目前的严重情况，要研究怎样打击得更有力的问题。目前社会治安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主要是认识不一，打击不力。 [1]
1981年5月中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严重情况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同时对大量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要加紧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刑事政策
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21号文件批转了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党风，并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文件中，不仅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和实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必要性作了原则的表述，而且是执政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刑事政策。从此之后，在文件、文章、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并对其涵义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四）本阶段的特点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确立，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犯罪的特点（青年犯罪与团伙犯罪）及社会犯罪原因的“综合症”决定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建国以来政治工作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2] 因此，决定了我国这一政策在其初期有其独特的特点：
第一，对社会治安问题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公安、政法工作而是从全社会、执政党、政府、集体、单位、个人的联系中，探求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出路；
第二，该时期“综合治理”的概念不清楚，工作范围不太明确，仅仅相当于一个工作方针，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实践中也没有普遍开展；
第三，理论界几乎还没有对此问题开展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确立首先是实践的需要，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明显痕迹。
二、l982年至l99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探索与实验时期
（一）具体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和工作范围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和根本措施
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出台， 指出：“一九七九年冬和一九八一年夏先后召开了城市治安会议，制定了‘综合治理’的基本措施，确定了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政策，惩处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为了争取治安情况根本好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 要求“在整顿治安中，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推广适合各种情况的安全保卫责任制，把‘综合治理’真正落实到各个方面。”“加强青少年教育是搞好‘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在整顿治安中，要贯彻执行党的打击少数，争取、分化、改造多数的一贯方针，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基本政策。”“加强基层工作和基础工作，是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
第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重点、基础、关键
1982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中，又提出了综合治理的各项要求，提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综合治理的重点，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是综合治理的基础，加强公安、司法队伍工作，并建立治安保卫责任制，是综合治理的关键。此后，综合治理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
第三，首次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围“三个方面”
1983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对社会治安要实行综合治理》，指出，“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方针，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打击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犯罪，都是综合治理的内容”。这是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内容和工作范围“三个方面”的最早提法。
第四，提出“严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
1983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宣传纲要)》的通知中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综合治理的手段有许多，有专政的手段，有行政的手段，也有教育、感化的手段。但运用专政手段，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综合治理中的首要一条，只有在采取坚决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再辅之以其他手段，才能收到综合治理的效果。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综合治理模式首先是建立在“严打”基础上的。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探索——“严打”与治安（承包）责任制
（1）“严打”
1982年开始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1983年开始了严厉打击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从此“严打”几乎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展开，中国因此进入以“严打”作为对社会进行法律控制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时期。一般认为，第一次“严打”从 1983年8月（笔者认为实际上1982年1月已经开始）至1987年1月。这次 “严打”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
虽然经过82——87年“严打”战役，但是重大刑事案件上升的势头还是很猛。这种情况表明，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打防并举，实行综合治理。
（2）治安责任制、治安承包责任制
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已经提出了“推广适合各种情况的安全保卫责任制”。很多地方都积极进行了治安责任制的实践，取得了较好效果。
（三）提出“严打”应同综合治理的其他措施配套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层次观
伴随“严打”而来的犯罪率上升的事实，使决策者认识到，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的。1984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一个报告，在批转的“通知”中，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在社会治安处于非常状态下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从长远考虑，更重要的是加强基层工作和基础工作。为此各级党委和政法部门要抓住集中打击后的有利时机，把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大大向前推进—步。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预防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3]
198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要求在这场斗争中把严厉打击同综合治理的其他措施配合起来，使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指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抓住打击、预防、改造等各个环节，通过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达到控制犯罪，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并把犯罪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目的。因此，这是全党的一项共同任务，要发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一齐来抓。并提出，要抓好领导落实和组织落实。综合治理要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各部门分工协作来抓，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第二个层次，政法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并协助党委做好宣传、组织和推动工作。第三个层次，发动和依靠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综合治理的工作。因此，各级党委要有专人负责和建立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门领导机构，切实加强对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基层组织和政权组织都要遵照中央指示，把维护社会秩序、落实综合治理措施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各级民政部门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中，要同公安、司法部门相配合，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治安保卫组织、人民调解组织整顿建设好。这个文件是最早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围“三个方面”的官方文件。这个文件总结了前三年的实践经验，全面地阐述了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应当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标志着对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认识已经深化。[4]
（四）提出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十项综合治理措施
198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通知指出，关心和教育青少年，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全党、组织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力量，从各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作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提出了十项综合治理措施：(1)全社会都要关心和教育青少年；(2)大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理想、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3)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丰富青少年的业余、课余生活；(4)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青少年的求知欲望；(5)严禁淫秽物品，整顿内容不健康的报刊，严厉打击引诱青少年犯罪的教唆犯；(6)严格纪律，在青少年中造成良好风气；(7)巩固在学率，减少辍学生；(8)认真做好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的帮教工作，教育挽救失足者；(9)充分发挥离休退休老干部、老工人、老教师的作用，精心培养青少年；(10)抓紧制定保护青少年的有关法律，切实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十项重要措施，反映出中共中央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了。
（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方法是走群众路线
1986年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质上就是一项教育、挽救人、改造人的“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根本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不能只靠哪一个部门，而是要靠全党全社会；不能只用哪一种方法，而是要用千百种方法；不能只抓一阵子，而是要长期坚持。会议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把它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该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对劳改劳教、基层基础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至此，中共中央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中心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根本方法与措施，首要环节与中心环节的关系、首要环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的关系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认真解决好四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