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与童养媳发生性关系致其怀孕是否已构成事实婚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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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罪”是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因内心忏悔而自我救赎的行为；“赎刑”则是以减轻处罚为目的而进行的财物与刑罚的交换，赎罪与赎刑二者之间有很大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犯罪人愿意做出赔偿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换取轻刑，而赎罪有时也确实会带来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但是，时下的现象是：此处的“一些”和“有时”往往被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省略，以至于在“赔钱”和“减刑”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勾连——赔钱即可减刑。而如此省略，于法学理论、于民众情感都罪莫大焉。“赎”与“刑”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回归“赎罪”与“赎刑”两个概念的本质及其区别，重新认识犯罪的基本属性，我们可以更加正确地对待“赔钱减刑”这种社会观点。

　　赎罪出自犯罪人的内心忏悔，而赎刑出自犯罪人的外在渴求。在希伯来语中，“赎罪”有“擦拭心灵”之意。犯罪人只有在内心认识到犯罪的危害和行为的错误之后，才会有悔悟之情，心生赎罪之念。而赎刑则意在减轻或者避免自身可能遭受的刑罚之苦，未必是真心悔罪的表现。

赎罪更具有道德意义，而赎刑更具有功利目的。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标识。人区别于神，犯错在所难免；同时人也区别于动物，因为人在犯错之后会反省、弥补，此即为赎罪。不会赎罪的人，与禽兽无异。由此，犯罪人因犯罪后的内心煎熬而生发的赎罪行为，便具有了独特的道德意义。而赎刑则主要是犯罪人在刑罚轻重和自身经济实力之间的利益衡量：交钱还是受刑，孰轻孰重？如何以尽量小的经济代价来免除尽量多的刑罚？通过衡量，犯罪人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行为方式，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换言之，赎罪是为人的，而赎刑是为己的。

赎罪的方式多种多样，由犯罪人自动选择，而赎刑的方式一般是交付货币。如何“赎罪”？道歉、握手、赔偿、做义工，甚至帮助其他犯罪人忏悔，都可以是赎罪的表现。当然，赎罪方式以及赎罪程度的选择，取决于犯罪人悔罪的深度——有人因为一次过失而抱愧终身不能解脱，也有人罪孽深重却仍一笑付之。而赎刑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以物品或劳役作赎，但主要是以货币作赎。“赎”字以“贝”为偏旁，原义即“质也，以财拔罪也”（《说文解字》）。至于赎刑所需交付的货币量，历代刑法中也有分门别类的明确规定，一目了然，不由犯罪人自己做主。

既然赎罪与赎刑存在上述区别，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两种行为呢？

尽管让每一个犯罪人都赎罪非常困难，但是这种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应当尽量地鼓励犯罪人赎罪。近年来在整个国际社会兴起的恢复性司法思潮，以及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刑事和解运动，都旨在从制度上创造犯罪人与被害人以及受到犯罪影响的其他人会面、沟通、协商、道歉，用实际行动赎罪的空间。鼓励犯罪人的赎罪与鼓励被害人的宽恕，这是刑法向人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不倡导赎刑，因为从刑法逻辑上讲，刑罚的高低，取决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而赎刑行为并不必然代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故并不必然能够达到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其一，犯罪人赔钱，未必代表犯罪人是真心悔罪，还可能是其自身富有或者家族富有，花钱买刑，因此不能说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其二，即便犯罪人真心悔罪、愿意赔钱，但是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并不仅仅是物质损失，往往还有精神上遭受的创伤，仅仅赔偿物质损失，尚不足以遏制犯罪，而非物质性损失与物质性赔偿之间的对应关系难以建立。因此，对于犯罪人提出的赔偿，被害人未必接受和谅解，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矛盾并不因赎刑行为就得以化解；其三，即便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和谅解，但是犯罪所危害的不仅仅是直接被害人，还包括间接受到伤害的社区乃至社会，犯罪人仅仅赔偿被害人损失，尚不足以弥补他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单纯的赔偿不足以说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小，不足以成为减刑的理由，更不足以抹杀犯罪人对被害人以外的被害群体应负的责任。这也是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最大区别所在。犯罪这种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在刑事司法领域绝对不允许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进行“私了”。

我国目前尝试建立的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鼓励赎罪，反对赎刑。有人把刑事和解理解成“赔钱减刑”、“花钱买平安”，因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化持保留意见。事实上，不论是刑事和解制度本身，还是该制度背后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均没有赎刑或者“赔钱减刑”的生存余地。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的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赎刑不仅往往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而且还伤害了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中的潜在被害人，强化了民众对犯罪的恐惧和仇富心理。既然如此，刑事和解制度又如何会鼓励赎刑呢？

当然，赎罪的方式有很多种，刑事和解制度也并不排斥用货币的方式赎罪，但是“用货币赎罪”并不等同于“赎刑”，因为这种赎罪方式能否达到减刑效果，根本上看，要取决于赎罪行为是否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而言，要符合以下条件：其一，赎罪以真诚悔罪为前提。真诚悔罪及赎罪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的重要表现，没有真诚悔罪表现的赔钱行为不能作为减刑依据。其二，减刑不能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立法框架是对特定犯罪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基本判断，司法过程中不能突破。因此，在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犯罪人进行了物质赔偿就予以减刑或者免刑。事实上，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也是这样的态度：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在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方面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其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于有赎罪表现的犯罪人，可以在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如果同时还有其他减轻、免除型量刑情节，可以依法减轻、免除刑罚；对于酌定起诉类型的案件，达成赔偿协议的，在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免于起诉或者免除刑罚。

由此可见，罪可赎，刑不可赎。如果行为人通过赔偿真诚赎罪，化解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那么其刑罚也相应地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但绝不是只要赔钱就必然减刑。赔钱只是犯罪人悔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减刑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减刑的充分条件。“赔钱减刑”忽视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刑事和解制度的一种误解，我们应当慎重对待，避免对社会公众造成“刑法私法化”和“公权私用”的误导。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试论市场化及其影响

刘成江


　　当前我国银行体系已经隐藏了一定的利率风险，为金融稳定埋下了隐患。特别是中央银行允许商业银行发放中长期固定利率贷款，宣布放开贷款利率上限，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后，意味着利率波动将更为频繁，利率风险带来的冲击将更为明显。面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商业银行面临哪些利率风险的考验，我国的商业银行又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利率风险管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利率市场化的内涵
　　利率市场化是指货币管理当局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其核心内容是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对其理解有两种角度：一是从市场角度，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弃对利率的直接管制，使利率由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按照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二是从制度角度，指在一定时期内中央银行根据现实经济环境及经济政策要求等，通过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利率政策效应来影响和促进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与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般来说，利率市场化有如下几方面的内涵：
　　1．金融交易主体具有利率决定权
　　金融交易主体有权对资金交易的规模、价格、偿还期限等具体条件进行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方式可能是面谈、招标、或者是资金的供求双方在不同的客户与服务商之间反复权衡和选择。商业银行对存款的定价权应该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内容，只有当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才能在对利率变动的程度和走向作出预测，并对不同风险程度的投资项目确定其价格。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以及基准利率的调控才具有较高的弹性。
　　2．利率由市场自发选择
　　金融交易双方就某一项交易的具体数量、期限、风险及其具体利率水平所达成的协议，可以为整个金融市场合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利率数量结构、利率期限结构和利率风险结构。利率水平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就整个市场的利率水平而言，取决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活动，并因交易数量、期限及风险的不同而形成一个利率体系，并且具有自动调节作用。
　　3．形成一个以中央银行利率为上下限、以同业拆借和短期国债利率为市场基准利率、有市场供求决定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
　　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构成了中央银行利率调控通道的上下限，而同业拆借利率反映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余缺情况，其水平介于存贷款利率之间。一般来说，市场利率水平只能根据一种或者几种交易量大、为金融主体所普遍接受的利率水平来确定。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同业拆借利率或者短期国债利率是市场上交易量最大、信息披露最充分从而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利率，也是衡量市场利率水平涨跌的根本依据。
　　4．中央银行通过间接调控影响利率水平，成为利率调节的主体
利率市场化并不是主张放弃政府的金融调控。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基础，只有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财政、银行与企业才能通过市场连接起来。
　　二、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竞争加剧，存贷利差缩小，国外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将引发银行同业激烈竞争，导致实际存贷款利差缩小。利差缩小或是因为存款利率上升而贷款利率反而下降，或是因为贷款利率的上升幅度赶不上存款利率的上升幅度。从美国来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存贷款利差最高达5.7%，随着利率管制的放松，存贷款利差逐步缩小，商业银行的利润也大幅度的下滑。大银行由于资金实力较为雄厚，它们通过规模经济较好地消化了利润下滑的压力，并通过金融创新开辟了新的收益渠道。而一些小银行在竞争的压力下趋于以高成本吸收负债，为谋求高收益而进行高风险放贷或进行投机。例如在美国、法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一些小银行为了生存，在存贷利差缩小的情况下，从事高风险的外汇投机买卖或其他投机业务，最终导致亏损，直至破产或被兼并；一些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经营规模较小的银行盲目的高息揽存，大副增加负债，然后以中长期的形式运用到风险甚高、投机味较浓的地产和证券行业中去。结果，这些机构因经营不善，贷款组合风险过分集中，资金来源和运用期限错配，造成存贷款利率倒挂，从而造成亏损甚至破产。
　　2．利率市场化将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形成巨大的冲击，银行传统业务主要是指存款和贷款业务，存、贷款业务在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中占有绝对优势，利润收入也绝大部分依靠利差收入，而存贷款业务与利率密切相关，因此，利率市场化将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产生巨大的冲击。就存款而言，利率市场化后存款利率预计会有攀升，商业银行为了争夺存款，抢占市场，可能动用利率决定权提高利率。就贷款而言，商业银行的目标市场和目标客户有趋同趋势，一些优质客户将成为商业银行共同争取的焦点，商业银行可以为其降低贷款利率。存贷款利率走向的逆向，意味着商业银行的经营利差将下降。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存贷款业务在整个银行业务结构中所占比率相对较低，利率市场化对其影响程度大大低于我国的商业银行。另外，利率市场化带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使一部分筹资与投资从间接方式向直接方式转化，也将分流银行的客户群体。
　　3．银行的非利差型业务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利率变动对银行传统业务产生的影响将对银行利润造成消极影响。因此，非利差型业务将会有新的发展机遇。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利差收入在商业银行收入结构中所占比率达30%-40%，甚至高达50%，而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差收入所占比率极低，有的甚至不足10% ，为了应对利率市场化的冲击，商业银行必将注意力更多的投向非利差收入业务，从而跳出原先的简单的存贷款业务框架，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银行的业务空间也会大大拓展。
参考文献
1、陈小宪 2007 盈利能力的稳步增长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