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凉市地方病防治工作千分制评估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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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带有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崭新的课题。
一、金融诈骗罪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
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二、金融诈骗的犯罪构成
(一)金融诈骗的犯罪主体修订后的刑法只规定了单位可以成为四种金融诈骗犯罪行为的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保险诈骗、有价证券诈骗和信用卡诈骗没有规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单位就不能实施这四种犯罪了呢?单位是金融活动的主要主体，如申请贷款的多为单位，信用卡有单位卡和个人卡两种，在投保和有价证券(如股票)交易中，以单位为大户。因此，完全存在单位进行贷款诈骗、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有价证券诈骗的可能。而且，单位贷款的数额，信用卡中单位卡数额，大户的证券交易、单位投保的数额远非个人能比。因此，一旦发生诈骗，危害性更大。修订后的刑法没有规定单位成为这四种金融诈骗的主体，不能不说是立法的疏忽，建议立法时予以完善。
(二)金融诈骗的主观要件金融诈骗犯罪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故意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金融诈骗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因为：
1、间接故意不存在犯罪目的，而金融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2、从金融诈骗行为方式来看，诈骗人必须实施欺骗手段。如果行为人在采取欺骗手段时存在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是不可能使人上当受骗的。
3、金融诈骗犯罪故意产生时间有先后之分。只有产生诈骗故意并实施诈骗行为，才能以诈骗犯罪论处。如果将诈骗时间提前至刚刚开始进行金融活动之时，据此认为此时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显然是不妥的。因此，金融诈骗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在金融诈骗犯罪中，故意内容有两点：
1、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所采取的手段是欺骗手段，即明知是虚假事实而有意告诉别人，使别人上当受骗;或者明知应该将某种真实的事实告知他人而有意隐瞒。如果行为人将误认为真实的虚假事实告知他人，或者误认为他人已知某种事实而未告知，致使他人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而“自愿地”将财物交出，由于行为人主观上无诈骗故意，不能认定为金融诈骗罪。
2、行为人必须明确意识到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将他人财物误认为是自己的财物而予以收回，不构成诈骗犯罪。修订刑法仅在192条集资诈骗，193条贷款诈骗中明确写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他六罪没有规定。是否这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就不以此作为必备条件呢?
我们认为这六种金融诈骗犯罪仍应以此作为必备条件。假设在保险合同中，如果投保在发生保险事故请求给付保险金时，因经验不足过分夸大受损程度，虽然这种行为给保险公司造成损失，但行为人主观上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则不构成保险诈骗罪。
同理，其他几罪也如此。修订刑法对金融诈骗犯罪有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的未加规定，容易导致理解上的混乱，亟待进行立法表述。
此外，金融诈骗犯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提法是否科学。根据《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在诈骗犯罪中，仅仅是占有不能准确反映诈骗犯罪分子主观故意的全部内容。如实践中某些“借鸡生蛋”案件，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骗手段，骗取贷款用于自己生产或经营，行为人虽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加以使用或收益，但确有归还之意，有的在赚了钱确实将资金归还了对方，未触及所有权中的处分权。因此，不构成犯罪。倘若以“非法占有”为标准，则难以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建议立法借鉴、采用“以非法所有为目的。”
(三)金融诈骗犯罪的客体金融诈骗犯罪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财产所有权的物质表现形式是公私财产，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商品经济社会里，金融诈骗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采取诈骗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产，只是手段更狡诈，方式更隐蔽，金融诈骗犯罪首先侵犯的客体便是公私财产所有权。金融诈骗犯罪更主要地侵犯了社会主义的金融管理秩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固然是一个应受保护的重要内容，但市场交易的真实性和诚实信用更是需要保护的。为更好地维护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国家制订了一系列金融管理法规，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以法律来协调和健全金融管理秩序，而金融诈骗行为直接违反上述金融管理法规，干扰国家的金融管理活动。
因此，金融诈骗犯罪不仅侵犯了财物所有权，还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且金融管理秩序是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要客体。其理由：侵犯金融管理秩序的社会危害性大于侵犯财物所有权。因为金融诈骗犯罪发生在社会金融活动过程中，是对货币资金融通秩序的破坏，导致社会上人们对信用的普遍不信任，这将对整体经济发展不利。而财物所有权则集中于民法所调整的主体消费等狭小领域，和社会经济活动没有具体、直接的联系，只是对财物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发生侵犯，因而社会危害性较小。
(四)金融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金融诈骗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金融活动中，违反金融管理法规，采用欺骗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1、金融诈骗犯罪必须是发生在金融活动中。纵观金融诈骗行为，其手段、目的、媒介等离不开金融活动。比如某主体想贷款，就必须按照贷款条件，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必要手续，遵照一定方式、程序、条件、期限等。离开了这种特定领域的行为规范、活动程序等，就不可能发生金融诈骗行为。
2、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金融管理法规指有关调整金融关系和金融活动的各种法律、法规、章程、制度等法律规范的总称。如关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法律地位和业务范围的规定;关于货币发放和管理的法律规定;关于外汇和金融管理的法律规定;关于存、贷款、储蓄等信贷管理的法律规定等。金融诈骗犯罪首先表现为违反了相关金融法规，这是构成本罪的前提。
3、行为人采取欺骗的方法。以欺骗方法，使受害人“自愿地”交出财物，是诈骗犯罪的本质特征，金融诈骗也不例外。所谓欺骗方法就是刑法上通常所说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使人陷入错误认识。所谓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或者故意夸大事实，使人误认为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存在或者认为夸大的事实是真的。比如使用虚假证明骗取贷款，使用虚假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夸大损失程序骗取保险金等。但并非所有夸大事实都是虚构事实。从夸大事实到虚构事实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有夸大的事实与实际事实有了本质的差别，便成了虚构事实。如果只是一般的夸大事实，只为争取贷款，故意夸大自己的还贷能力，在借到贷款后，积极创造条件履行借贷合同，便不能以诈骗罪论处。隐瞒事实真相指故意隐瞒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而使受害人上当受骗。隐瞒事实真相既可以积极作为形式表现，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形式表现出来。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可能同时或交叉使用。
4、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根据刑法第192条至198条之规定，除信用证诈骗没有规定数额较大为定罪标准外，其他金融诈骗犯罪均以数额较大为定罪标准。何为数额较大呢?以立法、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的解释为准。综上，金融诈骗是指：行为人在金融活动中，故意违反金融法规，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造成他人数额较大财产的损失，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的行为。
三、诈骗犯罪的特点
根据近几年来金融诈骗犯罪的情况，此类犯罪主要有以下五大特点：
(一)案件逐年上升，诈骗的数额越来越大。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新旧金融体制的交替和管理没有及时跟上，金融诈骗这类犯罪逐年增多。犯罪金额越来越大，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造成的损失惊人，潜藏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涉及面广，受骗人多，善后处理难，容易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二)内外勾结，结伙作案突出。金融诈骗犯罪往往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共同犯罪或者贪污、挪用、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交织在一起，案中有案，案外有案。金融，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金融机构掌握国家金库。我国的金融机构都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只要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认真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就很难得逞。金融诈骗犯罪分子为了达到诈骗的目的：一是从银行内部人员中寻找突破口。某些银行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金融诈骗犯罪分子相互勾结，采用虚列户名、伪造证明、私盖公章等手段，伪造存单，冒领存款，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二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利用行贿等手段，收买银行中的主管人员，而银行的主管人员接受贿赂后就心甘情愿地为之效劳。
(三)作案手段狡猾诡秘。日趋向智能化、多样化发展。其次是犯罪手段专业化、职业化，狡诈隐蔽，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实施犯罪的案件不断出现。一般来讲，诈骗手段多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而当今金融诈骗这类犯罪的手段就更加狡猾和智能化，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为了从金融机构得到贷款，就伪造自有资产的证明文件，伪装成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够偿还贷款的条件，来取得金融机构的信任，从而与之签订贷款合同，骗得了贷款；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宣称准备生产某种新产品，而许诺的利息超过银行利息的几倍，致使社会上的许多人信以为真，“自愿”地把钱交给他们，从而上当受骗；
三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往往掌握一定的金融、贸易、法律等方面的知识，钻有关制度、法律等方面的空子，并精心策划，设下圈套，诱人上当受骗，达到犯罪的目的；
四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作为犯罪工具，其手段更加隐蔽和狡猾。
(四)涉案人员复杂，侦查取证难度大。金融诈骗犯罪因有巨大的金钱诱惑，而且来得快，骗款多，往往吸引很多人在一起作案。由于有一些地位高的腐败分子从中作梗，这就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五)金融诈骗犯罪危害极为严重。金融犯罪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部位和动脉系统，严重破坏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和信用制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从案件发生的情况分析，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诈骗犯罪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枢纽，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控的主要工具。金融管理制度遭到破坏，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使全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给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由于受害人较多，其社会危害性就更加严重；
三是金融诈骗犯罪对社会有强烈的腐蚀作用。一旦诈骗犯罪分子暴富，就会对从事劳动和守法经营的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某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就会为追求金钱而不择手段，既不顾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又不顾法律的规定，致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遭到破坏;四是金融诈骗犯罪还会引发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金融诈骗犯罪分子为了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往往采用贿赂等手段，在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中寻找突破口，拉拢腐蚀金融机构人员，而那些意志薄弱的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就会被拉下水。另外，单位犯罪比较多。以各种名目的单位形式出现，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也更大。跨国（境）、跨区域犯罪增加。特别是信用证诈骗案件，往往是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一旦得手，便把巨额资金转往境外，或者携款潜逃。
四、金融诈骗犯罪的原因
金融诈骗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又有罪犯主观上的原因。在客观上，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由于宏观调控还不够完善，在金融管理上还存在一些漏洞。在主观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为了一朝暴富而实施犯罪。具体来讲，金融诈骗犯罪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切向钱看”、“一朝暴富”的思想是诱发金融诈骗犯罪的内心起因。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全国人民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都勤奋劳动和工作，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但是，也有极少数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商品经济消极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公然不顾公共道德和法律规定而千方百计地实施金融诈骗犯罪。他们为了骗钱，不择手段，胆大妄为，表现了极大的贪婪性。
(二)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摩擦、碰撞和管理混乱，是促使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要条件。我国的金融体制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在新旧体制转换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和漏洞，甚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特别是由于新体制需要逐步成熟，旧体制又在许多方面失去效应。因此宏观调控的难度增大，微观机制一时难以合理，再加上管理混乱，不仅给金融诈骗犯罪以可乘之机，而且致使有的金融诈骗犯罪分子长期未能揭露，更加肆无忌惮地寻机作案，助长了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的增多。
(三)有章不循、制度虚设，是金融诈骗犯罪得逞的重要原因。金融系统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只要严格遵守，就能在防范金融诈骗犯罪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加强防范意识，犯罪分子就不可能得逞。
(四)某些干部素质低，防范意识薄弱，是金融诈骗犯罪增多的重要原因。在改革开放中，我国的金融系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扩充。由于人员增加快，某些人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不高，不仅导致不好管理，而且人员缺少责任心，甚至内外勾结，共同作案。
五、防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对策
为了遏制金融诈骗犯罪的增长，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结合当今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和原因，提出以下几点防治对策：
(一)建立健全金融法规，强化严格执法。遏制金融诈骗犯罪最有效的防治对策，就是加强金融立法，实现金融行业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将整个金融系统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为此，必须作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是要加强金融行政立法。在这方面，我国自1995年以来，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担保法》、《证券法》、《信用卡管理办法》和国务院通过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使金融立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根据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业务管理的方法和金融岗位责任制等行政法规;二是严格执法，对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查处，该从严的从严，该从轻的从轻，绝不能宽容手软。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金融系统工作人员的监督和制约。在这方面，必须加强以下监督：一是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是监督机构的权力还比较弱。要想充分发挥对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作用，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加强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权力，提高其地位，从体制上保证其独立行使监察和审计的权力，不受金融系统领导的干扰;二是加强群众监督。在我国，人民享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要加强群众的监督作用，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其金融系统工作人员为不法分子实施金融诈骗而收受贿赂予以检举、揭发;三是要强化新闻监督。新闻部门拥有电视、广播、报纸、书刊等多种传播媒体和广泛的新闻传播权。由于新闻的广泛性、敏感性、及时性和犀利的战斗性，决定了舆论监督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强有力的震慑和制约作用。它通过报纸抓住典型的金融诈骗案件，真实、客观、及时地予以报道，公开揭露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以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
(三)健全金融管理制度，强化金融管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和金融改革的发展，必须进一步健全“集中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金融管理体制。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对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就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制定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并强化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要强化金融管理，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简述法制儒家化

王胜宇


　　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渗透法律领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定《永徽律疏》为终点 ，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若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整理，便不难发现，隋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学界却疏于对其研究。在探讨法制儒家化问题上，着眼点往往集中于汉或隋唐，即使对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仅仅是教科书式的论述，缺乏深入地、系统地研究。尤其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将两晋南朝与北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北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过程中有着不一般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响的时候，也基本上只探讨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对中国法制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而对于北魏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两朝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孰大孰小并不明确，更不关心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对某一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学术思维给法制儒家化课题研究带来了诸多缺陷。
　　个人认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数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绝不能忽视，这是对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能迅速适应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本身就已颇有成就。然而拓跋鲜卑以毫无儒家观念的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脱胎换骨，仅百余年时间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创造了“北优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动了整个封建法制的基本完成，为盛世隋唐所继承，这莫不让人感到惊叹。从这一点来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们研究。因此，探讨北魏法制儒家化连续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历程，发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制史都大有裨益。
　　北魏所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兵燹人祸，社会动荡，政治制度多变而且紊乱，史迹淆驳，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难重重，加之学界惯于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忽视，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著述不多。邓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北朝法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对北朝法制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深入地论述，自然而然从宏观上描述了北朝政权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但没有详细地进行阐述。李书吉先生的《北朝礼志法系研究》从北朝“礼制”的角度对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系统地研究，显得比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著作论文，要么就是将南北两朝作为整体来研究，要么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均缺乏系统地论证。
　　在这一研究领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其值得一提。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专门研究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汉代肇端，因受条文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引经决狱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机会，尽量将儒学之礼教杂糅在法条中，直到法律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为关键。瞿先生以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国人才，既不谙中国国情，又想得到汉人拥护，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辅政，引礼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规模的”，而是“彻底而又系统”的。因此，“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 。瞿先生以整个封建社会儒家化的宏观视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具有奠基性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前文已述，学界往往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因此导致了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则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政权入手，深入史料，细致解读、分析和还原，探究北魏政权如何以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迅速地实现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在北魏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倾向，但仅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其实质，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视礼教，引礼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渗入了法制领域，使之发生了急剧性变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风貌由此基本确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后继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礼法结合，并颁布了比较完善缜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进程。由此可见，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契入点，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首先论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进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影响，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继君主如何继续推进礼法结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从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关于法制儒家化的起点，瞿同祖认为始于魏，但后来学界大多认为始于汉；终点也颇有争议，大多认为完全儒家化在于唐。这里采通说。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373-374．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