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方居住内地一方居住港澳的离婚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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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方居住内地一方居住港澳的离婚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方居住内地一方居住港澳的离婚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1956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56）民发字第25号函悉。关于一方居住内地，一方居住港、澳的离婚问题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我们认为：居住内地的一方当事人，可去函征求对方意见，协商解决。如居住内地的一方，委托律师承办该案时，可由律师机构以律师名义代为去函向对方征求意见。居住内地的一方向法院申请离婚时，可由法院将诉状副本函送对方，并通知他进行答辩。在送达前，当地人民法院应将函件及诉状副本呈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寄出。在邮寄时，可勿用印有法院名义的信封，只须在信封上写明法院的地址、门牌号码和主办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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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夏立彬
举证责任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法律概念，究其渊源，它最早出现在罗马法民事诉讼中。 1990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首次把举证责任引进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理论在法学界上被称作“诉讼制度的脊梁”，它是一种法律推定制度，即一方当事人无法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则将承担败诉的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有关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二是指举证人提供证据后使之证明案件某个方面或全部事实的责任。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从《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来看，行政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行政机关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提出诉讼主张的原告举证，但原告对是否存在具体行政行为及该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负举证责任，即“被告负举证责任。”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行政诉讼制度“民告官”的特色。可以说，掌握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精髓，也就掌握了打开行政诉讼制度的钥匙。
一、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源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但因为两种诉讼程序性质、形式和特征存有诸多不同，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原则，以“举证责任倒置”为特例。例如《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特殊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医患纠纷的举证。
而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据此，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原告并不因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例如，某县一啤酒批发店被该县卫生监督部门罚款，其罚款的原因是该批发店销售了质量不合格的啤酒。该批发店不服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将该县卫生监督部门告上法庭，被告、原告对所销售啤酒的质量是否合格举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被告败诉。这是一个典型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案例，此判决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其判决是有理有据的。这是因为：首先，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法行政，严格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不能恣意妄为、凭空裁决；其次，本着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当被告不能证明其行为有事实根据时、就要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以防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遭受违法行政行为的损害。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事实根据，另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法律依据。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问题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即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谁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谁举证”的原则。其理由：一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与其诉前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要求相吻合。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要求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建立在持有充分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基础之上，应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合法程序。既然如此，那么在行政机关作为争议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后，理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正确性；二是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可以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宪法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管理权时同样也要依法办事，否则行政机关将会被推上被告席，承担败诉的结果。所以，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可以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三是行政机关掌握国家权利和强大的资源，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更能节省社会成本；四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有助于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控诉权。虽然在诉讼中，原、被告地位平等，但在诉前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是～种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被管理相对人常处于被动地位。同时，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在这中情况下，再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显然不公平。
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告负举证责任，但并不是所有行政诉讼案件都由被告举证，被告的举证责任只在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范围内承担举证责任。如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确认，需要由被告举证，因为这是一个合法性问题，被告必须举出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以证明其行为合法；但对于侵权行为是否存在、该侵权行为是否造成损害、损害与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损害的范围和程度如何等问题，则不是合法性问题，对这类问题应本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还有，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能提出某些反驳或者指控，例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出于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动机，因而构成滥用职权，对于这些指控被告否认，那么原告就有义务举证，如举不出证据，其指控就不能成立。其实被告负举证责任，从实质上看与“谁主张，谁举证”是异曲同工的。行政诉讼是审查被告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无论是被告给予原告行政处罚，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还是拒绝向原告颁发许可证等，均是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违法，原告不具备某种条件或资格。总之，这些都是被告的主张。因此，被告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向法庭表明其主张是有事实根据的。假如它不能举证予以证明的，法庭就推定其主张不能成立。
既然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那么被告的举证应达到何种程度呢？通常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确凿、充分标准”，即行政机关向法庭提供的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凿、充分”的程度。《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一个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是“证据确凿”的。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规定：“经讯问查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受处罚的，应当做出处罚决定。”也就是说被告在举证时，所举的证据（做出具体行为的证据）必须是“确凿、充分”的，才能不承担败诉的后果。否则，就承担败诉的后果。但我国还有不少法律根据具体情形规定了特定的证明标准。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交通事故车辆。这里采用了一个“需要”的标准。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合理怀疑标准’财，行政机关只要按法律规定的合理怀疑标准去举证即可，这一般都是在紧急情况或调查的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性的强制措施。
二、原告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原告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是否承担举证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1）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2）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3）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权而造成损失的事实（4）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从以上规定可以肯定地说，原告在行政诉讼中也承担举证责任。但这个举证责任是有限制的，不是对所有的主张都负举证责任，我个人认为原告只对上述4款负举证责任。其中对第1款学术界有分歧意见且行政诉讼法》第41条已经规定，此不属举证责任，只是起诉的条件。但笔者认为此条应属原告举证责任，其原因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即当事人对其主张所提供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起诉的条件之一就是“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那么这里的事实依据也就是举证责任之中的事实依据，所以说把起诉的条件算做原告的举证责任较为恰当。其实原告的举证责任除《若干解释》第27条第（2）款的不作为案件外，对第（l）、（3）、（4）款规定要求原告举证的就是原告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且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是明显地超出诉讼时效。因此，原告只要证明和行政机关之间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且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就足以。当然，对不作为的案件要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目前，老百姓“不知告、不愿告、不敢告”的现象很普遍，且大多数人则对“民告官”持怀疑态度。所以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上，应当尽量考虑方便原告的起诉。通向法院的门槛不能设置太高，对原告在起诉时的举证责任不能要求太严。通常，原告的证据只要达到“稀明”的标准就足够了，即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要表面上成立，“大概如此”即可，法院不必需要也不应当作实质性的审查。
国家执法部门与实施WTO规则
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副会长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于安
主持人提示：
历史往往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过程，而把瞬间变成了永恒。世人将会永远记住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这一天！接受并在中国国内实施WTO协定，将使中国在法律上成为实行贸易自由规则的国家。这一变化，不但将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内容，而且要求国家执法职能通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证中国的入世承诺得以正确实现。国家执法部门如何履行中国承诺的WTO义务？本刊特别约请WTO专家于安教授进行撰文。作者根据WTO协定和中国的承诺，阐述了我国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的范围，并提出实施WTO规则的重点是执法部门采取的普遍性措施，中心是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基本认识
WTO法律规则是体现贸易自由化要求的多边规则。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以继续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实现发展目标，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出发点。履行WTO相关规则的法律义务，不仅需要在经济和贸易管理上按照贸易自由化规则的要求更新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而且需要发挥国家执法部门的职能，为贸易自由化规则在中国国内的实施提供秩序保障和法律公正。
１．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整体性
我国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具有国家行政执法、司法职能适应经济体制变革的整体性质。我国加入WTO以后执法工作所要适应的，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执法部门受到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认识和处理我国执法工作与WTO规则的关系，不应当拘泥或者局限于个别的或者具体工作的改进和适应，眼界要放宽放远。我们要像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实现执法工作适应建设市场经济转变那样，来对待今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任务。
１９９３年我国修改宪法确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地提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关系问题，建设市场经济的眼光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国界和经验的限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承诺接受WTO规则，解决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设市场经济这一带有方向性的重要问题，是实施宪法第１５条规定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WTO规则是自由贸易制度的法律表现，中国承诺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全部规则，表明中国接受了WTO所实行的自由贸易制度。这些自由贸易规则，实质上是多边化的市场经济规则。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有一个巨大和显著的变化，执法部门的任务就是适应这一变化。
２．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长期性
执法部门实施和适应WTO规则不仅具有整体性，而且具有长期性。这是因为：
第一，主观上，许多成员国将实施WTO规则过程当做拖延贸易保护主义争取本国竞争机会和竞争优势的过程。只要不构成对国际条约的强制性违反，成员国对WTO相关规则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本国是否有利作为标准。WTO总部的工作，大约７０％是处理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这些摩擦或者争端，是由各个成员国国内立法性措施与WTO相关规定的冲突引起的。
第二，客观上，WTO规则本身的框架性和原则性使得各个成员国的国内实施性立法不可能一次性到位。１９９５年才开始运作的WTO到现在只有几年的时间，还来不及对全部规则作出解释。各个成员国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国内的实施立法，等到发生贸易争端诉诸WTO并且由后者作出裁决以后再考虑改正。实际上，这一过程已经为国内相关产业的调整赢得了时间。
第三，WTO所追求和实行的贸易自由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贸易自由化目标需要在不断克服成员国政府设立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歧视中实现，在此过程中就不得不容忍一些经过全体协商一致允许保留的贸易壁垒。如何使各个成员政府正确使用所允许的贸易壁垒，以不断推进WTO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目标，法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执法部门实施和适应WTO也应当是长期的，分阶段的，有轻重缓急的过程。过于急躁、意图一次性完成的意识，不但无助于实现这一过程，而且可能有害。
经过几十年来的立法努力，我国执法部门的工作目前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外国在华投资和进行货物与服务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这些法律的制定，主要还是以双边贸易和有限的贸易规模为背景，没有或者极少考虑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的问题。贸易自由化将使外国产品在中国国内交易销售和提供服务的规模加大，经济活动中的涉外因素比例也将扩大，必将提出相关权利保护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一系列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有的是过去已有的而且我国已经积累了处理经验的，现在面临的只是量的增大问题；有的则是在新开放领域遇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按照WTO的规则进行处理。
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的范围
从WTO的宗旨和规则本身看，WTO规则的义务主体是成员国中能够运用国家或者政府职能管理贸易和贸易相关事项的机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甚至某些非政府机构（例如制定和发布技术标准的非政府机构）。就执法部门来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都会包括在内。
法院和检察院
按照诉讼程序分类，民事、刑事和行政都涉及WTO规则的实施问题。根据WTO协定的规定，刑事和民事诉讼主要是执行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外的其他职能与WTO只是间接的关系，不会出现对WTO规则的直接违反。司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我国执行WTO规则任务的整体上来看是相对简单的领域。因为：WTO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在WTO规则中是最有具体性统一性的部分，我国国内的相关立法已经或者正在与它的规则一致起来，甚至可以说一致性的程度已经比较高；知识产权问题属于“与贸易有关的事项”，虽然有时也会成为矛盾的焦点，但是它毕竟不是WTO制度的主体部分。行政诉讼执行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职能，在法院、检察院实施WTO规则的任务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在下面进行专门的讨论。
公安部门
公安部门除了刑事侦察职能涉及执行WTO知识产权保护职能以外，它的行政管理职能，包括治安、消防和出入境管理等都会不同程度地、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对WTO规则的实施，有可能出现对WTO规则的违反。例如对外商或者中外合资合作单位经营的治安和消防管理，特别是对饭店、商店、运输、金融的经营活动，对易燃易爆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的管理。手续繁琐、收费不当等现象都可能构成对正常贸易经营活动的所谓“贸易壁垒”，从而可能构成对WTO规则的违反。
司法行政部门
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法律上可以分为四类：律师、公证、法学教育等普通管理事项、执行刑罚的狱政管理，教育性行政强制措施的劳动教养和人民调解等其他管理职能。其中律师是直接相关事项，属于我国承诺对外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主要的法律问题是在给予外国竞争者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夏立彬
举证责任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法律概念，究其渊源，它最早出现在罗马法民事诉讼中。 1990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首次把举证责任引进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理论在法学界上被称作“诉讼制度的脊梁”，它是一种法律推定制度，即一方当事人无法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则将承担败诉的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有关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二是指举证人提供证据后使之证明案件某个方面或全部事实的责任。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从《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来看，行政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行政机关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提出诉讼主张的原告举证，但原告对是否存在具体行政行为及该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负举证责任，即“被告负举证责任。”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行政诉讼制度“民告官”的特色。可以说，掌握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精髓，也就掌握了打开行政诉讼制度的钥匙。
一、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源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但因为两种诉讼程序性质、形式和特征存有诸多不同，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原则，以“举证责任倒置”为特例。例如《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特殊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医患纠纷的举证。
而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据此，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原告并不因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例如，某县一啤酒批发店被该县卫生监督部门罚款，其罚款的原因是该批发店销售了质量不合格的啤酒。该批发店不服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将该县卫生监督部门告上法庭，被告、原告对所销售啤酒的质量是否合格举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被告败诉。这是一个典型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案例，此判决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其判决是有理有据的。这是因为：首先，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法行政，严格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不能恣意妄为、凭空裁决；其次，本着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当被告不能证明其行为有事实根据时、就要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以防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遭受违法行政行为的损害。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事实根据，另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法律依据。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问题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即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谁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谁举证”的原则。其理由：一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与其诉前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要求相吻合。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要求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建立在持有充分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基础之上，应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合法程序。既然如此，那么在行政机关作为争议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后，理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正确性；二是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可以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宪法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管理权时同样也要依法办事，否则行政机关将会被推上被告席，承担败诉的结果。所以，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可以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三是行政机关掌握国家权利和强大的资源，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更能节省社会成本；四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有助于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控诉权。虽然在诉讼中，原、被告地位平等，但在诉前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是～种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被管理相对人常处于被动地位。同时，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在这中情况下，再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显然不公平。
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告负举证责任，但并不是所有行政诉讼案件都由被告举证，被告的举证责任只在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范围内承担举证责任。如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确认，需要由被告举证，因为这是一个合法性问题，被告必须举出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以证明其行为合法；但对于侵权行为是否存在、该侵权行为是否造成损害、损害与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损害的范围和程度如何等问题，则不是合法性问题，对这类问题应本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还有，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能提出某些反驳或者指控，例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出于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动机，因而构成滥用职权，对于这些指控被告否认，那么原告就有义务举证，如举不出证据，其指控就不能成立。其实被告负举证责任，从实质上看与“谁主张，谁举证”是异曲同工的。行政诉讼是审查被告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无论是被告给予原告行政处罚，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还是拒绝向原告颁发许可证等，均是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违法，原告不具备某种条件或资格。总之，这些都是被告的主张。因此，被告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向法庭表明其主张是有事实根据的。假如它不能举证予以证明的，法庭就推定其主张不能成立。
既然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那么被告的举证应达到何种程度呢？通常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确凿、充分标准”，即行政机关向法庭提供的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凿、充分”的程度。《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一个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是“证据确凿”的。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规定：“经讯问查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受处罚的，应当做出处罚决定。”也就是说被告在举证时，所举的证据（做出具体行为的证据）必须是“确凿、充分”的，才能不承担败诉的后果。否则，就承担败诉的后果。但我国还有不少法律根据具体情形规定了特定的证明标准。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交通事故车辆。这里采用了一个“需要”的标准。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合理怀疑标准’财，行政机关只要按法律规定的合理怀疑标准去举证即可，这一般都是在紧急情况或调查的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性的强制措施。
二、原告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原告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是否承担举证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1）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2）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3）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权而造成损失的事实（4）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从以上规定可以肯定地说，原告在行政诉讼中也承担举证责任。但这个举证责任是有限制的，不是对所有的主张都负举证责任，我个人认为原告只对上述4款负举证责任。其中对第1款学术界有分歧意见且行政诉讼法》第41条已经规定，此不属举证责任，只是起诉的条件。但笔者认为此条应属原告举证责任，其原因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即当事人对其主张所提供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起诉的条件之一就是“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那么这里的事实依据也就是举证责任之中的事实依据，所以说把起诉的条件算做原告的举证责任较为恰当。其实原告的举证责任除《若干解释》第27条第（2）款的不作为案件外，对第（l）、（3）、（4）款规定要求原告举证的就是原告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且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是明显地超出诉讼时效。因此，原告只要证明和行政机关之间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且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就足以。当然，对不作为的案件要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目前，老百姓“不知告、不愿告、不敢告”的现象很普遍，且大多数人则对“民告官”持怀疑态度。所以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上，应当尽量考虑方便原告的起诉。通向法院的门槛不能设置太高，对原告在起诉时的举证责任不能要求太严。通常，原告的证据只要达到“稀明”的标准就足够了，即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要表面上成立，“大概如此”即可，法院不必需要也不应当作实质性的审查。
国家执法部门与实施WTO规则
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副会长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于安
主持人提示：
历史往往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过程，而把瞬间变成了永恒。世人将会永远记住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这一天！接受并在中国国内实施WTO协定，将使中国在法律上成为实行贸易自由规则的国家。这一变化，不但将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内容，而且要求国家执法职能通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证中国的入世承诺得以正确实现。国家执法部门如何履行中国承诺的WTO义务？本刊特别约请WTO专家于安教授进行撰文。作者根据WTO协定和中国的承诺，阐述了我国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的范围，并提出实施WTO规则的重点是执法部门采取的普遍性措施，中心是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基本认识
WTO法律规则是体现贸易自由化要求的多边规则。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以继续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实现发展目标，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出发点。履行WTO相关规则的法律义务，不仅需要在经济和贸易管理上按照贸易自由化规则的要求更新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而且需要发挥国家执法部门的职能，为贸易自由化规则在中国国内的实施提供秩序保障和法律公正。
１．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整体性
我国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具有国家行政执法、司法职能适应经济体制变革的整体性质。我国加入WTO以后执法工作所要适应的，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执法部门受到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认识和处理我国执法工作与WTO规则的关系，不应当拘泥或者局限于个别的或者具体工作的改进和适应，眼界要放宽放远。我们要像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实现执法工作适应建设市场经济转变那样，来对待今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任务。
１９９３年我国修改宪法确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地提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关系问题，建设市场经济的眼光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国界和经验的限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承诺接受WTO规则，解决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设市场经济这一带有方向性的重要问题，是实施宪法第１５条规定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WTO规则是自由贸易制度的法律表现，中国承诺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全部规则，表明中国接受了WTO所实行的自由贸易制度。这些自由贸易规则，实质上是多边化的市场经济规则。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有一个巨大和显著的变化，执法部门的任务就是适应这一变化。
２．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长期性
执法部门实施和适应WTO规则不仅具有整体性，而且具有长期性。这是因为：
第一，主观上，许多成员国将实施WTO规则过程当做拖延贸易保护主义争取本国竞争机会和竞争优势的过程。只要不构成对国际条约的强制性违反，成员国对WTO相关规则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本国是否有利作为标准。WTO总部的工作，大约７０％是处理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这些摩擦或者争端，是由各个成员国国内立法性措施与WTO相关规定的冲突引起的。
第二，客观上，WTO规则本身的框架性和原则性使得各个成员国的国内实施性立法不可能一次性到位。１９９５年才开始运作的WTO到现在只有几年的时间，还来不及对全部规则作出解释。各个成员国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国内的实施立法，等到发生贸易争端诉诸WTO并且由后者作出裁决以后再考虑改正。实际上，这一过程已经为国内相关产业的调整赢得了时间。
第三，WTO所追求和实行的贸易自由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贸易自由化目标需要在不断克服成员国政府设立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歧视中实现，在此过程中就不得不容忍一些经过全体协商一致允许保留的贸易壁垒。如何使各个成员政府正确使用所允许的贸易壁垒，以不断推进WTO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目标，法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执法部门实施和适应WTO也应当是长期的，分阶段的，有轻重缓急的过程。过于急躁、意图一次性完成的意识，不但无助于实现这一过程，而且可能有害。
经过几十年来的立法努力，我国执法部门的工作目前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外国在华投资和进行货物与服务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这些法律的制定，主要还是以双边贸易和有限的贸易规模为背景，没有或者极少考虑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的问题。贸易自由化将使外国产品在中国国内交易销售和提供服务的规模加大，经济活动中的涉外因素比例也将扩大，必将提出相关权利保护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一系列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有的是过去已有的而且我国已经积累了处理经验的，现在面临的只是量的增大问题；有的则是在新开放领域遇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按照WTO的规则进行处理。
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的范围
从WTO的宗旨和规则本身看，WTO规则的义务主体是成员国中能够运用国家或者政府职能管理贸易和贸易相关事项的机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甚至某些非政府机构（例如制定和发布技术标准的非政府机构）。就执法部门来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都会包括在内。
法院和检察院
按照诉讼程序分类，民事、刑事和行政都涉及WTO规则的实施问题。根据WTO协定的规定，刑事和民事诉讼主要是执行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外的其他职能与WTO只是间接的关系，不会出现对WTO规则的直接违反。司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我国执行WTO规则任务的整体上来看是相对简单的领域。因为：WTO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在WTO规则中是最有具体性统一性的部分，我国国内的相关立法已经或者正在与它的规则一致起来，甚至可以说一致性的程度已经比较高；知识产权问题属于“与贸易有关的事项”，虽然有时也会成为矛盾的焦点，但是它毕竟不是WTO制度的主体部分。行政诉讼执行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职能，在法院、检察院实施WTO规则的任务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在下面进行专门的讨论。
公安部门
公安部门除了刑事侦察职能涉及执行WTO知识产权保护职能以外，它的行政管理职能，包括治安、消防和出入境管理等都会不同程度地、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对WTO规则的实施，有可能出现对WTO规则的违反。例如对外商或者中外合资合作单位经营的治安和消防管理，特别是对饭店、商店、运输、金融的经营活动，对易燃易爆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的管理。手续繁琐、收费不当等现象都可能构成对正常贸易经营活动的所谓“贸易壁垒”，从而可能构成对WTO规则的违反。
司法行政部门
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法律上可以分为四类：律师、公证、法学教育等普通管理事项、执行刑罚的狱政管理，教育性行政强制措施的劳动教养和人民调解等其他管理职能。其中律师是直接相关事项，属于我国承诺对外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主要的法律问题是在给予外国竞争者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