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信阳市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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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定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定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办法通知》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办法通知》（甘政办发[2011]155号）转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定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办法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中央在甘有关单位：

　　《甘肃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甘肃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应对全省严峻的水资源形势，实施水安全战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主要内容是围绕水资源配置、节约和保护，建立并实施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即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建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遏制用水浪费；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控制入河排污总量。

　　第三条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公众参与原则，采取综合管理和需求管理、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节约保护和高效利用等措施，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四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涉及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等水事行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负总责。按照上级政府批准的“三条红线”，制定相应约束性指标和具体落实措施，使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在各级管理层面明晰化、定量化，并将主要约束性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应当与当地的水资源条件和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约束性指标相适应，并进行科学论证。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应当对城市规模和耗水量大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项目加以限制。

　　第六条 县级以上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指标的落实和监管工作。

　　发展改革、工信、财政、环保、建设、农牧、林业、统计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与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相关的工作。

　　第七条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调整和理顺水务管理机构职责，对区域涉水事务实行统一管理，加强机构和能力建设，建立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保障。

　　第八条 各级政府应当对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用水总量控制管理

　　第九条 用水管理实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与年度用水计划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年度用水计划应当按照区域地表水、地下水和外调入水量分别予以明确。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每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下达1次，年度用水计划每年下达1次。

　　第十条 市州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公报及相关规划，以流域和区域水资源可利用量、国家和流域水量分配指标为上限，综合考虑流域、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现状、用水效率、产业结构和未来发展需求分解确定，报省政府批准实施。

　　县市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由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省政府批准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实际确定，报市州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市州年度用水计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内，根据区域现状地表水开发利用量、地下水允许开采量及采补平衡监测结果等综合确定。

　　县市区年度用水计划由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省下达的年度用水计划内确定。

　　省属流域机构直管河流内县市区年度用水计划由流域机构会同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省下达的年度用水计划内确定。

　　第十二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全省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年度用水计划时，应当预留一定的用水指标。

　　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本区域内各县市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年度用水计划时，可预留一定的用水指标。

　　第十三条 本省境内跨市州或省管重要河流的水量分配方案，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市州政府拟订，报省政府批准。

　　经省政府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是跨市州或省管河流水量调度的依据，有关市州政府必须执行。水量调度和监督工作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属流域机构负责。

　　第十四条 市州政府应当依据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确定当地地下水开采总量和年度开采控制指标，逐级分解落实到县市区。核定并公布地下水超采区，明确禁采和限采范围，加快地下水动态监测站网工程建设。

　　第十五条 在明晰初始水权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相结合的水权转让制度。在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用水人之间可以进行水权交易，满足区域、行业和用水人的水资源需求。

　　第十六条 利用再生水、雨水、矿井排水、苦咸水等不受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年度用水计划限制。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落实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制度。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需要取水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对未进行水资源论证或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前置审批(核)同意的，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取水许可申请，发展改革、工信等有关主管部门不予批准立项和建设。

　　需要取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依法办理取水许可证，严禁未经许可擅自取水。

　　第十八条 严格实施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水资源费的征缴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免征、减征、缓征水资源费。

　　对地下水超采严重的地区，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据《甘肃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67号)，统筹供水工程、地下水超采区管理、超限额加价等规定，制定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报本级政府批准实施。

　　水资源费应当足额征收并按规定上解。对应当征收而未征收、未足额征收或者未按规定上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并由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应核减该区域下一年度用水控制指标。

　　第十九条 取水许可实行区域限批制度。取水总量接近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该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取水许可申请限制审批。

　　取水总量达到或者超过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除通过水权转让方式获得用水指标外，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该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取水许可申请暂停审批。

第三章　用水效率管理

　　第二十条 用水效率管理实行用水效率控制指标与年度用水效率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用水效率控制指标每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下达1次，年度用水效率指标每年下达1次。

　　第二十一条 全省用水效率控制指标依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规定确定。

　　市州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用水现状、节水潜力、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分解确定，报省政府批准实施。

　　县市区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由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省政府批准的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确定，报市州政府批准。

　　第二十二条 市州年度用水效率指标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内，根据区域年度用水水平、节水潜力、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综合确定。

　　县市区年度用水效率指标由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省下达的年度用水效率指标内确定。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政府负责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建立健全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体制和机制，加强需水管理，限制高耗水工业项目建设和农业粗放型用水，构建节水型经济结构。

　　各级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用水效率控制指标，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用水方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第二十四条 国家和省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地区政府应当深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建设节水型社会示范区。

　　第二十五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适时修订全省行业用水定额，报省政府批准实施，建立用水定额动态管理体系。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强化用水定额和用水计划的监督管理，对超定额标准和超计划用水的单位实行累进加价制度征收水资源费或水费，并核减用水量。对重点行业和用水户实行水平衡测试，重点考核，严格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等环节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 在区域内通过采取管理节水、工程节水、技术节水等措施节约的水量，不占用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可由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合理配置，用于该区域新增用水。

　　第二十七条 建立和落实用水效率标识管理制度，严格执行用水产品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

　　第二十八条 推广节水示范项目。农业以中小灌区改造、高效技术推广、种植结构调整等项目为主；工业以推广循环用水工艺、高耗水行业改造、矿井水利用等项目为主；城镇生活以供水管网建设、节水器具安装、再生水利用等项目为主。

第四章　纳污能力管理

　　第二十九条 建立健全全省重要水功能区监测、评估、管理体系，核定水功能区名录，强化达标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按照水功能区达标目标，核定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方案并分解落实，逐步实现水功能区达标率和限制排污总量双控制。

　　第三十一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全省入河排污口布设规划。

　　第三十二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组织开展重点入河排污口整治和规范化管理。省属流域机构应按照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组织实施跨市州河流入河排污口的监督管理。

　　市州、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新建、改建入河排污口管理，严格入河排污口设置，满足水功能区达标率以及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的要求。

　　对现状排污量超出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的地区，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及入河排污口并逐步核减排污量。排污总量应控制在我省制定的纳污红线以内。

　　第三十三条 落实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和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相关规划，核定全省城市和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划定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建立重要城市备用水源制度，编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第三十四条 编制全省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规划。制定重要河流、地下水生态适宜性评估方法，建立并完善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监督管理体系，维护河流生态流量以及地下水合理水位，定期评价全省重要河流健康状况。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负总责。

　　县级以上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监督管理，逐级落实责任，实行问责制。

　　第三十六条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上级考核与自行考核相结合的考核体系。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明确考核原则、内容、方法和奖惩机制等。

　　第三十七条 省水利、发展改革、工信、财政、环保、建设、农牧、林业、统计等部门组成联合考核组，对市州政府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各项措施及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市州相关部门组成考核组对县市区政府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各项措施及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第三十八条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监督考核结果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各级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英美刑法之因果关系概述

楼杰科


不同的地域局限着当地人们的视野，从而决定着他们的思维，也就表示着有关事物看法的特定性。人们生活形式虽然多样，但是也存在着潜在的相似甚至一致之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宁愿重复着孟德斯鸠的地域影响法律的学说，如果更高级一点，那就应该高谈阔论萨维尼的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真知灼见。然而，我们似乎不仅谈论这些有利于法学与法律发展的善意见识，而且也应关注现实的社会及其规则。于是，我们必然回到活生生地世界，自己力所能及和可视，可闻，可思地天地之间。无论制定法还是判例法，都存在着合法性立论。规则说，社会实践及其控制说，还是自然说，以及前所提及之民族精神说，还是其他所谓的灼见，在归根结底地意义上，都是在论证法律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证明法律适用的合理性。换言之，一个集团对其“看不顺眼”的个人如何强制地以集团的观念来重新塑造他才是正当的呢？有关刑法同样如此。
言归正传，因果关系就如你所认为的，在刑法学领域是如此重要，以致不仅不能忽略不计，相反应该受到极度重视。就现代刑法而言，这是一个颠之不破的真理性见解。因为行为以及行为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致使行为人与行为对象（客体）产生了不可变更的关系。由此，刑法介入人类生活，或者微观上讲，介入具体行为人所造成之具体危害的事实就有了十分有力的“借口”。并且作为一种主导力量，法律调整以及规制人类自身行为的方式，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说，因果关系使刑法存在于世合法化了。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更改的，那么就只有人们在思维领域的对因果关系的不同看法了。所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众所纷纭，踏至而来的许多有关因果关系的见解都不时地改变着，进而改变着刑法理论及其法律，也就构成了浩颜可观地刑法史之一部分。
自然我不想去重述历史的痕迹，去拾掇历史留于后人的宝贵财富，而宁愿去“拾人牙慧”。因为整理历史或许对我而言是个庞大的“工程”，一项沉重的工作，而概述英美刑法之因果关系仅是在英美刑法学者们的论述上“翻译”成我们的语言。用我们的思维方式，确切地讲，是以我的思维方式解读。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因果关系客观上讲有两层含义：意识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仅指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三要件，还是我国的四要件，以及英美法系的两要件，都不约而同地将因果关系归为犯罪的客观方面，而把意识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归为犯罪的主观方面。以致于英美刑法学者认为行为犯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在讨论结果犯时才考虑因果关系。因此，“因果”的英译是“cause and effect”，即，“原因与结果”，虽然因果关系是“causation”。
刑法领域一直存在着人们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还是应为他们的行为的结果负责的争论。换言之，在因果关系中，是为原因（cause）负责还是为结果（effect）负责？于是，在大陆法系的客观主义学派中，产生了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而在英美法系中，有人认为人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因为结果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个偶然性或机会（chance）问题。易言之，他们认为行为是确定的，而行为的结果则是不确定的。我们应为哪个结果负责呢？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很难认定的。也可以说我们如何运用因果关系规则才能保证认定的因果是正确的呢？
当然，作为认识对象的因果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天然”存在，但是在认识领域则有所不同。我们常常强调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同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作为认识对象，还未进入价值判断领域，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则是价值判断后的结果。即，人们基于一般的道德准则对行为产生结果时的作用事实的评判。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更多地涉及道德问题。故而，可能很多因果关系根据严密的逻辑无法得到说明，甚至于是矛盾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作出价值上的选择。因为社会之现实要求我们不能借口逻辑上说不通，或者感情上的不可拒绝选择。法律更注重理性（reason），并且是实践理性。乔纳森.赫林在他的《刑法》一书中举了McKechine案：被告人用电视机砸被害人，导致被害人头部受伤。送到医院检查发现被害人患有十二指肠溃烂。由于被告人导致被害人头部受伤因此就不可以对溃烂部分动手术，而被害人不久后死于十二指肠溃烂。这里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吗？在事实上，被害人死于十二指肠溃烂，而非由被告人造成的头部受伤。但是正是由于头部受伤致使无法进行及时的手术，以致于被害人死亡。所以在法律上，我们找到了切入点——无法进行手术是因被告人造成的头部受伤——在道德领域内，我们有了惩罚被告人的正当性理由。就如乔纳森.赫林所说的：但是作为一个可归因于道德责任的问题，这种决定是正确的。
即使如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必须关注事实因果关系，因为它毕竟是基础，存在性对象。没有事实就无法认识，也就没有价值选择。如美国刑法所言“控方必须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并且有两种不同情形：（1）行为是危害的‘事实原因’；以及（2）行为是危害的‘近因’（或是‘法律’原因）。”
有关事实原因（cause in fact）在英美刑法中有两种检验标准。一种是“but—for”标准，即“要不是”或称“如果没有”规则；另一种是实质作用标准或称“实质作用原因”。前者在理论上称为条件说，是最常用的规则。一般公式为“如果没有A，就没有E”。换言之，如果没有被告人的行为就没有被害人的受害结果。这种方法最显著的缺点是“即使行为不发生，结果无论如何都会发生，那么行为就不是结果的事实原因。”这源于由果追因的思维逻辑。并且更加荒谬的是它会扩大因果关系。经常受到指责的是“依此逻辑，每个罪犯的父母也是犯罪的事实原因”。而且有时这种逻辑思维会否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甲、乙两人同时但并不知对方也在放火烧房子，结果房子烧毁。按照“要不是”规则，甲、乙两人就都不是房子烧毁的事实原因了。因为如果没有甲放火，房子仍旧会烧毁；没有乙放火，房子还是会烧毁。所以，谁都不是放火“元凶”了。为弥补此等缺陷，引入了判断事实的“实质作用原因”，即如果有A就有E，那么A就是E的实质原因。也就是说，A不必然是E的唯一原因，甚至于不是重要的原因，只要A有助于E的实现，那么A就是E的事实原因。自然这种方法避免了“要不是”规则的缺陷，但是它可能使有些本因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被排斥在刑法以外。
为弥补事实原因的缺陷，更为了使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合法存在。法律原因（cause in law）逐渐浮出水面。法律原因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导致法律保护的（他人）利益受到侵害，法律认为行为人应该为其行为负责的法定原因。最著名的是近因说（proximate cause）。何谓近因，在制定法上没有确定的定义，近因是判例法中的概念，因此有关近因的定义就按各案事实确定。而美国模范刑法典认为，如果结果的发生不是太离谱或者太意外以致于与行为人的责任或行为的严重性无关，那么行为就是危害结果的近因。该方法在凶杀案中的应用就是“一年零一天”规则，即，如果被害人在被告人行为后一年之后死亡，那么就不能判被告人有罪。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因说掺和着政策因素，在认定法律因果关系时，考虑进了政策考虑事项。
有关近因说在英美刑法中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是意图中的危害类型发生，以及意图中的方式大致发生，但是被害人不是意图中的对象；其二，是意图危害的一般类型发生并对意图中的被害人实施，但是以非意图中的方式发生。前者，经常与“犯意转移”说产生“瓜葛”。所谓“犯意转移”是指，意图中的被害人与实际的被害人不是同一人，即，发生错位，而被告人的原有意图转移到了实际被害人身上。例如，甲想并且去杀乙，但结果杀了丙。依据犯意转移说，甲仍旧有谋杀的罪责，而不是误杀。而从因果关系来看，甲的杀害行为确实是丙死亡的原因。后者，如果非意图中的危害方式是完全奇异并且不可预见的，那么就没责任。这里是因为危害方式的奇异与不可预见从而否定了近因的存在。但如果近因是直接原因，那么如下事项可能不否定近因：1、危害类型稍有差异，但是一般危害类型发生；2、结构稍微不同，但是一般危害类型发生；3、先前存在的弱点，如被害人更容易受伤或死亡（如血友病患者）；4、惊吓与压力，如被害人患有心脏病，因被告人抢劫致使被害人死亡。以上事项虽然在客观上与主观意图有所偏差，甚至于完全没有料到，但是就因果关系而言，显然成立。因为因果关系不考虑主观方面。
有关英美刑法中之因果关系不可忽略的部分是有关介入行为是否打破因果链的问题。介入行为，拉丁文是“Novus Actus Interveniens”，英译为“an act which breaks the chain of causation”，即，打破因果链的行为。依据介入行为与被告人行为之间的联系，可将介入行为分为附属的介入行为和独立的介入行为。所谓附属的介入行为是指没有被告人的行为就不会发生的行为，最典型地是，医疗。而独立行为则指即使没有被告人的行为也会发生的行为，但与被告人的行为合并才造成危害结果的。附属介入行为一般不打破因果链，只有在既不可预见又是反常的情况下才打破因果链。而独立介入行为更可能打破因果链，只要行为是不可预见的就行。
根据介入行为实施的主体或事件发生的原因，可以将介入行为分为第三者的行为与被害人的行为，以及不可抗力。
所谓第三者的行为是指被告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人实施的对引起危害结果有作用的行为。首先，是第三者的自由自愿行为。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在“自由，故意以及已知的”状态下实施引起危害结果的行为，因此其为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即，第三者的自由自愿行为打破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其次，第三者的合法行为不打破因果链，如由于第三者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作为“无辜代理者”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第三者没有犯罪心理，他在实施行为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引起危害；有辩护理由，如第三者有正当理由实施行为。最后，是医疗措施。如前所述，医疗措施是附属的介入行为，因此一般情况下不打破因果链。只有在既不可预见又反常的情况下打破因果链。因此差劲的医疗措施不是被告人的辩护理由，虽然，医院或医生的不恰当措施可能提供辩护理由。但这种不恰当的措施“使原先的仅成历史时才可以说死亡不是来自原先的伤口。”易言之，只有在措施明显错误并且原先的行为不再是危害的实质作用原因时医疗措施才打破因果链。
被害人的行为可能打破因果链，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在被害人自己的行为有助于自己死亡的案件中，法律不情愿的承认被害人的行为打破的因果关系链。被害人为躲避被告人的攻击时使自己受伤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如果被害人的行为是合理可预见的，那么就不打破因果链。“当然如果被害人所做的是如此‘愚蠢’，……或如此意外，以致特定的攻击者事实上没有预见而且没有一个理性人可以被期望预见它，那么它仅是十分间接以及非真正意义上的攻击结果，事实上它是由被害人的不能合理预见且打破攻击与伤害或受伤之间的因果关系链的自愿行为偶然引起的。”在此，预见是指理性的一般人是否会预见到，而不是被告人是否预见到。刑法对不作为极不情愿归责，因此刑法一般也不承认被害人的不作为打破因果链。在英美刑法中最有名的案例是Blaue案。在该案中被害人被刺伤并被要求输血。但她是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因宗教原因拒绝输血。不久后她就死了。如果输血，她就不会死。但是这被认为被害人的不作为不是引起死亡的原因，而是被告人的行为。因此被告人为死亡负责。但是这是否合理呢？换言之，被告人是否应为被害人的固执己见负责呢？
不可抗力，如果不可抗力是如此不可预测致使一般理性人也无法认识到，那么就打破因果关系链。
当然应该注意的是确立因果关系，并不一定有责。如前所述，因果关系属于犯罪的客观方面，而犯罪是犯罪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并发，即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的一致。仅有因果关系显然不构成犯罪（除严格责任犯罪）。另外一点是有关因果关系的事实问题在英美的司法实践中由陪审团决定，这基于法官与陪审团在审判时的分工。